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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英对洋彩瓷有高度评价
雍正十三年（年），唐英在《陶务叙略碑记》中说“洋彩器皿，本朝新仿西洋珐琅画法，人物、山水、花卉、翎毛无不精细入神”，这是唐英对洋彩的高度评价，说明洋彩瓷的整体水平已远远高于珐琅彩，这可能是乾隆十年后为何珐琅彩瓷越烧越少，而洋彩瓷大行其道的原因；
2、乾隆皇帝对洋彩的青睐超过珐琅彩
清宫档案记载：乾隆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交62件洋彩瓷，传旨着配乾清宫瓷胎珐琅器皿内钦此；十二月二十七日交瓷胎画珐琅25件，传旨俱送往圆明园；乾隆七年八月十二日，太监高玉等交来洋彩瓷器37件，乾隆下旨“配匣入乾清宫头等”，而同一天交来的瓷胎画珐琅器皿10件“入乾清宫次等”。仅乾隆七年，共有件洋彩瓷由乾隆皇帝下旨入了乾清宫珐琅器皿内，而瓷胎画珐琅入乾清宫珐琅器皿内大为减少。可见洋彩瓷的质量、款式、画工已远超珐琅彩瓷，因而受到乾隆的喜爱。
3、洋彩瓷在内廷大量陈设
清宫档案还记载：乾隆十年十二月一日，太监胡世杰呈览，将江西唐英烧造的洋彩锦上添花尊瓶等件，上色瓷件，次色黄瓷件，奉旨将洋彩锦上添花尊瓶件内廷留下，其余着送圆明园交刘沧洲钦此。乾隆二十七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记载，五月初四将洋彩瓷瓶一件放正大光明殿；乾隆五十年宫里进各种洋彩瓷件，立即分配到清漪圆、淳化轩、御兰芬、乾清宫、宁寿宫、圆明园、养心殿、敬事房。因此，在乾隆朝，洋彩已经成为宫内的主要陈设瓷。
4、御制诗在洋彩上的出现
珐琅彩瓷和洋彩瓷常烧上诗句，珐琅彩瓷往往是古人的诗句,洋彩往往是乾隆的御制诗,如“御制诗洋红地洋彩轿瓶、御制诗黄地洋彩轿瓶”、“御制诗洋彩瓜棱瓶”、“御制诗洋彩四方一同尊”、“御制诗洋彩宝月瓶”、“御制诗金地洋彩葫芦瓶”。足见洋彩在乾隆皇帝心中的地位，这与国力强盛，乾隆赋诗量大增，下属对皇帝的尊崇有关。
5、从实物对比，洋彩瓷的器型、工艺远胜单调的珐琅彩瓷
洋彩器型华丽奇巧、图案新颖。如瓷胎掐丝珐琅大花尊、仿漆雕尊、鎏金刻花瓶、镂空瓶、金釉珐琅碗、洋彩瓷绣墩、各种旋转瓶、交泰瓶、三子瓶、四子瓶、五子瓶、洋彩瓷仿火锅器、洋彩豆型器、洋彩花篮、锦上添花石榴尊、洋瓷挂屏、洋彩天鹿一统等等，再加上各式如意、文房用具、法器、佛像，可谓应有尽有，琳琅满目，把中国瓷器制造推向高峰。而相比之下，瓷胎画珐琅只能用清秀、淡雅来形容，器型单一朴实，因而逐渐失宠。
清乾隆珐琅彩九龙纹双兽耳尊
四、清代没有粉彩瓷，粉彩替代洋彩是历史的误会
有专家说,雍正时,景德镇御窑厂大量烧制粉彩瓷器。在当代出版的图录中，凡是清代的彩瓷的多数被称谓粉彩。然查遍清宫瓷器档案,却无粉彩的记载，仅见珐琅彩、洋彩、五彩。
洋彩是如何消失而粉彩又是如何出现的呢？
成书于乾隆年的《陶说》，作者朱琰曾任江西巡抚幕僚，多次深入景德镇考察调研，结合历代古文献，真实反映景德镇烧瓷现状。书中在“说今”部分引用了督陶官唐英的陶冶图说第十七张图“圆琢洋彩”圆琢白器，五彩绘画，仿西洋曰洋彩……所用颜色与佛郎（珐琅）色同。全书无一处提到“粉彩瓷”。
嘉庆二十年出版的《景德镇陶录》，作者蓝浦，景德镇人，乾隆三十七年的进士，曾任浮梁文学监。他对制陶非常了解，经常深入窑厂调查第一手资料，随时随地做笔记，绝对不是偶尔略有所涉猎的人所能相比的。该书卷三陶务条目中引用唐英语说：洋彩器皿（新仿西洋珐琅画法，山水、人物、花卉、翎毛，无不精细入神）。全书亦自始至终未提粉彩瓷。
清宫档案中虽有“粉底洋彩”“五彩洋瓷珐琅”“五彩珐琅”等名称,但这显然不能简称为“粉彩”。因此，在清代，没有出现过“粉彩”一词。
“粉彩”一词最早出现在法国人的著作中，国内学者以讹传讹。清末民初陈浏（寂园）《陶雅》云：“软彩者，粉彩也。彩之有粉者，红为淡红、绿为淡绿，故为软也。惟蓝黄亦然。”民国许之衡《饮流斋说瓷》也说：“软彩，又名粉彩，谓彩色稍淡，有粉匀之也”“硬彩华贵而深凝，粉彩艳丽而清逸，青花幽靓而雅洁。硬彩、青花均以康熙为极轨，粉彩以雍正为绝美。乾隆夹彩最盛”。他们所描述的“粉彩”，看不出与珐琅彩有什么实质区别。许之衡在此书的“说色彩”部分，淘汰了“珐琅彩、洋彩”，用“粉彩”取而代之。许之衡何许人，生于广东番禺，光绪二十九年贡生，后到日本明治大学留学，回国后于年在北京大学任教，出版多部音乐专著。此人是否去过景德镇，此书何年出版都无从考证，他对陶瓷的研究颇有不可信之处。
珐琅彩锦上添花胆瓶
“粉彩”一词第一次出现在故宫是年，当时溥仪已被赶出了宫，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点故宫文物时，工作人员自作主张把几件洋彩瓷器改定为粉彩。如:吕（宫廷代号）,一七二五,粉彩瓷烟壶。
年故宫文物赴英国伦敦展览，参展负责人擅自做主，在展览图册中把清室善后委员会所编的《点查报告》上原登为“磁胎洋彩”的9件瓷器，均改称粉彩。这样一误再误，从此以后，“洋彩”就变成了“粉彩”，真是历史的误会。
历史的真相是一回事，后人的改写是另一回事。有些专家把硼这种熔剂作为珐琅彩和粉彩的分水岭是极不科学的,因为用硼作熔剂还是用铅作熔剂无关紧要，含量在釉彩中微乎其微。有人形象地说，做粥时有人放碱，有人不放碱，但实质还是粥。还有专家说，粉彩瓷与珐琅彩瓷是同时诞生的，或者说粉彩是珐琅彩的衍生品，这是臆猜。粉彩在清代是没有的，现代人所认定的粉彩应当就是珐琅彩、洋彩或五彩；清代人所起的名称，用的是中医的方法，现代人所认定的粉彩用的是西医方法。
五、嘉庆皇帝三次卖掉清宫库存瓷器45万件，民间的珐琅彩、洋彩瓷应大大多于宫内
耿宝昌先生说:这些名贵珐琅彩器尽管传世品很少,但其时的烧造,恐不仅是目前清宫遗留的品种和数量,在历史的长河中必定由于各种原因而有相当数量的流失与损毁,这情况应是今后探讨的问题之一。”笔者根据档案资料研究，瓷器从清宫流出,大约有以下几种途径：
1、赏赐。
赏赐对象有西藏的达赖、班禅额尔多尼,各类使节、大臣等等。仅雍正四年,皇帝先后23次赏出珐琅彩瓷件,得赏的有人，其中有大学士、工部中郎、尚书、总管、侍郎、浙闽总督、头等侍卫等。嘉庆十二年,皇帝赏在京一二品文武大臣、御前大臣、总管内务大臣、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三旗侍卫等，各按品级分列，共赏件。其中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19人，每人瓷器12件：瓶1件、罐1件、书灯1件、盘四件、碗五件；三旗侍卫人，每人瓷器6件。道光元年一次赏各级官员侍卫等瓷器件；赏蒙古亲王等瓷器件
2、调拨。
如乾隆四十四年一次调拨盛京(沈阳故宫)瓷器10万件,调拨承德避暑山庄10万件（严格地说，还算在宫里）。
3、陪嫁。
如道光二十二年五公主下嫁用瓷件，其中洋彩瓷器20件，珐琅彩瓷8件。道光二十四年寿恩固伦公主下嫁陪各样瓷器件。
4、变卖。
这是一个最可能引起误解的话题，但却是实实在在的记载。乾隆二十三年六月,皇帝三次下旨将件瓷器拿出宫外变价,地点崇文门。“乾隆十六、二十三、三十五等年宫廷在外变价琢器件，圆器件”。另外，还有一部分皇家御用瓷器并未进宫，十选一，百选一的精品入宫了，剩余部分在景德镇当地就变价了。乾隆七年六月十四日，皇帝给远在景德镇的唐英下旨：挑选用得的送进，其他用不得的不必送京，即在当地变价。乾隆三十七年，在景德镇变卖瓷器得银两1钱6分3厘。嘉庆五年，总管内务府奉旨“将广储司六库久储物品可酌量售变”，“拟招商变价物件清单：康熙年款瓷器件，雍正年款瓷器件，乾隆年款瓷器件，连无款粗瓷器件”。嘉庆十二年内务府奉旨库存瓷器内变价10万件，“随传集各商人等赴库逐款看视，所出价银多寡不一，唯商人乔文郁愿出价银两9钱1分2厘，与崇文门经纪所估价银有盈”。嘉庆十四年，“瓷库现存圆琢瓷器329件，”“招商售变圆琢瓷器15万件”“招商认买先将价银交纳广储司银库后再赴各库领取物件”。“按上次售变价招商认买，唯商人李賡扬投递认呈，情愿出价银17两2钱5分。其中尊件、瓶件、罐件、碗件……。嘉庆年间的三次大招商、大变卖，约45万件瓷器从宫中流向了民间，康雍乾三朝的瓷器精华几乎倾巢而出。这也是台北故宫几乎无好瓷器的根本原因。
5、地坛、西陵用祭器，雍和宫用瓷。
如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初六，雍和宫收到瓷库交来熬粥应用碗个。
6、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的抢劫。
7、偷盗。
光绪三年，“瓷库五款库西坎墙被挖一窟，被盗瓷器件”；光绪五年，“开库看见库房西北角有蜈蚣梯子一件，有南城墙梯子一件，恐有盗窃”；光绪二十一年，瓷库呈报五款瓷库西山墙被挖一洞，丢失瓷器余件。年清王朝覆灭前后到国民政府接管故宫之间,宫内偷盗盛行。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一日，瓷库五款库东头第一间库房上有拆挖情事，瓦片揭去三陇，椽木撬开两根，丢失瓷器66件；宣统五年“广储司瓷库七月初五丢失珐琅瓷器件”，“库储重地竟有匪徒潜行窃取，实属胆大已极”。
8、抵押。
清朝灭亡后，清宫经济拮据，拿50件瓷器抵押给银行，一直无力赎回。年银行将抵押品出售，被出价最高的英国人斐西瓦乐.大维德买走。
9、傅仪出逃时带走。
由此可见，以九种方式离开清宫的珐琅彩和洋彩，数量之多，分布之广，品种之精，存世之多不是墨守成规的观念可以想象的。有的专家说，瓷器只要进了宫，连块瓷片都出不去，这显然是想当然。
一般认为，好的珐琅彩、洋彩瓷都在台北故宫。年北京故宫的国宝南迁,珐琅彩、洋彩瓷器倾巢而出,据笔者初略统计，其中珐琅彩瓷器49件，洋彩瓷器件，影青甜白釉瓷47件，铜胎掐丝珐琅件，金胎掐丝珐琅7件。年底,又运往台湾,那么台北故宫到底有多少件珐琅彩、洋彩瓷，准确数字不得而知。但是清代到底烧造了多少件珐琅彩、洋彩瓷，也无准确数据。从乾隆四十四年清点，“现今瓷库存瓷件”，彩瓷可能占五分之一。显然台北故宫的珐琅彩洋彩瓷仅是总产量的九牛一毛。大部分珐琅彩、洋彩瓷器除自然损坏的，流失海外的，都在中国民间。而通过第4种方式变卖出宫的珐琅彩和洋彩，一般都会被买家精心保护起来，成为传家之宝，而流传于世。
青花珐琅彩墨彩粉彩缠枝花卉纹梅瓶
六、乾隆年间的瓷器史中国瓷器史上的巅峰
1、严格管理，皇上亲管。瓷器进宫后常将样品交皇帝过目,由皇帝决定哪些留在皇帝身边,哪些做匣子,放哪里，然后送膳茶房或瓷库,或调拨宫外。宫里的瓷器每年清点一次,精确到件。平时瓷器遭破损,要报知皇帝,往往皇上御批如何修复,并追查责任人,打五板,罚款。乾隆二十二年七月初四运输进京途中不小心将三件洋瓷碰坏，皇帝下旨：将责任人重责40板，罚钱粮一年。嘉庆四年据内膳房外膳房陆续损坏瓷器数目人名各膳清折：太监赵锡佩打破霁红黑白碗一件（共17人，23件），奉旨照例每人责以5板。
清代官窑瓷器一般都很精美,用料是一流的,画师是一流的,技工是一流的。给皇家做东西谁敢怠慢,但这并不排除一些二流的瓷器也进了宫。乾隆七年下旨,此批瓷器质量不好,罚唐英一年薪俸。
2、各级官员投皇帝所好，大量进贡瓷器，客观上为瓷器的发展推波助澜。如乾隆二十九年，各地巡抚、总督、亲王、尚书、盐政、都统、御史、大学士、侍卫、监督、织造、侍郎、布政使、知府、学政等82次进贡瓷器；乾隆三十年进贡次；乾隆三十五年进贡次，最多一次进贡19个品种。这些瓷器都是官员们找景德镇御窑厂直接设计烧造的,这可能是清代瓷器千姿百态的重要原因。
3、乾隆年以后，瓷器质量明显下降。同治十三年档案记：“景德镇厂署御窑乾隆年间即已塌毁，数十年来均系附于民窑搭烧。”“因兵焚之后（指太平天国运动）从前名匠皆流亡，现在工匠俱后学新手，造作法度诸多失传。”
综上所述，困惑瓷器界年的珐琅彩和洋彩之谜应当厘清。出现在康熙末年、雍正时期的珐琅彩瓷，以其前所未有的艳丽柔和的色彩，征服了皇帝，也征服了后世的收藏家。
雍正年间珐琅彩料的国产化和色彩的多样性，督陶官唐英的努力和洋彩的诞生，使得珐琅彩和洋彩以崭新的面貌在中国陶瓷史上翻开了史无前例的篇章,而洋彩成为珐琅彩的高级阶段。奢华的乾隆去世后，务实的嘉庆向民间变卖了45万件宫廷库存的御窑瓷器，为这些宫廷珍宝在民间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台北故宫的珐琅彩、洋彩都是普品，大英博物馆的也是普品，拍卖会上拍出几千万至5.5亿的八桃粉彩橄榄瓶、杏林春燕碗、洋彩锦上添花长颈葫芦瓶、粉彩吉庆有余镂空瓶更是普品。真正的精品、代表清三代瓷器最高峰的国宝，绝大部分都在中国民间收藏家的手中。所谓“宫里都没有的东西，民间怎么可能有”的观点值得商榷;外国一拍卖瓷器,马上用抢救“圆明园流失”的所谓“瓷器爱国主义”应慎用！外国出现的清三代官窑瓷器，99.99%与圆明园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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