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县红木城
从北京西三环出花园桥西行不远，在京密引水渠和西四环之间，有一片绿树成荫的住宅小区，曰“恩济里”。
此地在清代叫“恩济庄”，是清廷最主要的太监公墓。史载雍正皇帝“恩赐银万两，使营兆域”“茔在阜成门外八里庄之西偏，工始于雍正十二年八月，竣工于乾隆三年七月。”雍正帝的孙子嘉庆帝下谕旨：“西直门外白石桥地一顷零九亩，著赏给宫内、圆明园、清漪园、静明园太监等取租，以为永远料理众太监等恩济庄庙宇香火，并太监等茔地需用之费。”
古代文武官员老来致仕，要回到故里；即使死在他乡，亲人也会将其灵柩运回故乡埋葬。只有太监是“刑余之人”，他们死不能归乡而葬，只能葬在城郊。
清代大太监、赏有二品顶戴（雍正时规定太监最高品秩不能过四品）的宫内大总管李莲英亦葬在此，其墓占地甚广，上世纪70年代被掘，现在上面盖有一所寄宿制学校。
李莲英原名李进喜，河北大城县人，“莲英”乃慈禧太后所赐，而慈禧“老佛爷”之尊称也是由他开始叫出来的。李莲英是慈禧晚年最信任的大红人，无需赘述。值得一说的是后来的文艺作品脸谱化甚至妖魔化李莲英，把他塑造一个飞扬跋扈、权势熏天的大太监。这是误读历史。
或许是因为清朝吸取明朝的教训，对太监干政防范非常严，当初慈禧身边第一红人、为慈禧垂帘听政立过大功的安德海因违反祖制被丁宝桢诛杀是前车之鉴，李莲英处事十分谨慎，其最大的优点是聪明而厚道。宫内小太监犯错要受处罚，他能宽恕就宽恕，对王公大臣很是恭顺。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帝被几乎被废，一些伺候的太监狗眼看人低，李莲英则不然，对光绪帝非常关照。
年3月，李莲英病逝，此时距离清朝覆亡还有半年。清廷赐银千两在恩济庄营建了一座气派的坟墓，墓志铭中说他“事上以敬，事下以宽，如是有年，未尝稍懈。”诚不虚也。
李莲英
李总管从7岁入宫，再没能回到故乡。他的故乡大城县位于北京南面多公里，如今驾车走高速公里，也就两个小时。而对“一入宫门深似海”的李莲英来说，可就是天涯之遥。
中国人，心底里是忘不了故乡的，身为大总管的李莲英亦如此。9月底，我去了趟河北大城，发现李莲英这位中国近代史绕不过的人物，依然被故乡人念叨，且与大城一项特色产业——红木家具联系在一起。
这是一座典型的华北小城，那街道、楼宇和城外的旷野，和其他华北平原的县城并无二致，如果要说特色，就是漫步街头，处处可见“红木家具”的标识。很惭愧，居京二十余年，此前竟然不知道京畿大地有这样一个规模浩大的红木城。
据当地朋友介绍，全县5个乡镇80多个村街4万余人从事红木古典家具产业，生产销售公司家，注册个体工商户户、手工作坊多个，年产大中小各类红木古典家居产品万件（套），出口美国、德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及港澳台地区，年产值近80亿元，是中国北方最大的红木产品生产基地。享有“中国京作古典家具之乡”的称誉。
大城县离红木产地很远，为何成为一座红木古典家具城？此乃历史机缘使然。
谈及大城县红木的渊源，当地人爱提及李莲英。他们说李莲英任清朝宫内大总管，安排大批故乡的工匠进入造办处，学习各种红木家具制作工艺，这些人深得宫廷家具制作精髓。
有权势后喜欢照拂同乡，这是中国人的传统，李莲英也不例外。我相信当年他没少给来京师谋生的老乡以方便，而且大城离京师距离不远。但是，李莲英故去距今一百多年了，此间两番江山鼎革，白云苍狗，人事变迁，现在很难以历史专业的角度来论证大城的红木古典家具和宫廷家具制造技艺之间清晰的传承关系，只能看作一种合理的推测或传说。
然而，如此并不能断言这种传说荒诞而无价值。我以为解读历史应该分两个维度，其中一个维度是文化史层面来分析、考察。譬如今天说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我们知道中华民族是漫长历史中各部落、民族不断融合的，从人种、血缘角度不可能是某几个人、几个部落的后代。但是从文化史的维度而言，这是后人一种基于自我归属感的文化建构，而“炎黄”是这种建构的人文符号。
同样的道理，今天大城人认为本地红木古典家具的技艺，是通过乡贤李莲英这座桥梁，源自宫廷。也可以说一种自我期许，相信这样的叙事，便以宫廷造作的标准要求自己。
这是大城红木古典家具的一重历史。而其另一重则是脉络清晰，活在当下。这一重历史则要从四十年前的改革开放说起。
叶双陶先生述说往事
据当地业内人士介绍，改革开放之初，天津外贸公司来大城等地收购旧家具出口。中国大门刚刚开启的那个年代，大多数中国人的追求还只是吃饱饭，沉淀了中国古代审美和工匠精神的古典家具，散落在各个村庄、街巷深处，海外华人比起大多数大陆人，则更能认识其价值。因为外贸出口有钱赚，大城人开始涉足收购旧家具倒卖。
出口创汇使大城的古旧家具拭去时光的尘埃，重见天日，这几乎是一个时代的隐喻。几十年的“极左”时代，包括中国古典家具在内的中国情趣、中国审美被当成落后的、陈腐的封建地主阶级情调被清算，被摈弃，以简陋实用为圭臬成为主流。而在大陆之外，港台同胞和定居在外国的华侨，依然顽强地保留着中国人的传统审美观和人生情调，看重中式古典家具。当中国国门初开，这些曾经被扫到历史垃圾堆的旧物件倒成了换外汇的重要商品。在市场这只大手的驱动下，大陆的中国人重新认识传统之美。
可是存留下来的旧家具毕竟有限，卖完后而需求仍然旺盛，于是大城人开始将收罗到的破损旧家具进行修复出卖。修复的破损红木古典家具也很快卖空了，而由此培养的一批工匠和商人还得将这个产业做下去，于是大城人开始从南方买来红木进行仿制。产业越做越大，直至形成规模效应。一个红木城就在过去几十年内，在北京以南的京畿大地上一步步壮大。
大城红木产业的发展，也印证了一个朴素的经济学原理：有需求才会有供应。而需求量的不断扩大会反过来促进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水准的提升。
廊坊陶然居家具有限公司是大城县古典红木家具业的四大企业之一，董事长叶双陶是业内很有影响的一位专家，出版过一本厚重的专著《中华榫卯》。老叶谈吐儒雅，说起中式的红木家具，双眼发亮，露出匠人本色。他20出头时做木匠，开始修复古旧红木家具，后来自己动手仿制。我问他：“你年轻制作的红木家具现在是不是特别值钱？”他连连摆手说：“惭愧，惭愧，那时候给人家做家具，还很粗糙，工艺和眼界都不行。我也是在修补、仿制古人留下来的家具中不断琢磨，技艺不断提高的。”
我以为续接中断有年的传统技艺，更多是要靠叶双陶这样有想法、有追求、天资甚高的工匠。有师傅带固然很好，如果没有师傅带，以实物为师，也可卓有成就。叶双陶当初照着古旧家具，一遍遍研究外形，再拆开看里面的榫卯结构，一厘米一厘米地仿制。
讲到传统技艺，老叶认为既要尊重，也要敢于改进，没有哪一门传统技艺是一成不变的。他说，古人做事认真，能工巧匠很多，但也不要迷信。因为教育的限制，古代木匠读书的很少，大多靠师父手把手地教，一个木匠的成就全靠悟性和勤奋。以前许多木匠一辈子想不明白的问题，现在初中生用平面几何就能解决。这是今天工匠比古代工匠强的地方。还有工艺技术也在进步，比如以前锯、刨全靠人力，现在用机器，效率高，也更精确。他说自己编写这本《中国榫卯》，是想给公司的家具制作总结出一套标准，也希望自己从事三十多年的古典家具制作，能够留下点东西来。
红木城能在大城县平地而起，放在大历史的背景下解读，可以用“形势比人强”来概括。如果没有改开，古典红木家具的市场没有被激活，大城县即使有再多的能工巧匠也无用武之地。一旦这个市场被激活且不断扩大，就会有众多的工匠和商人投身期间，此地不产红木，可以从外地购买；此地生产的红木家具，又可以卖到遥远的南方和国外。如司马迁所言：“各勤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这就是市场的力量。
大城红木城的形成，又有其偶然性，这里的人抓住了稍瞬即逝的机缘。当初天津外贸公司肯定不止在大城县一地收购旧家具，也肯定不止大城一县的民间藏有旧家具。可古典红木家具产业为什么就在大城做起来了？在时代大潮中，有人抓住了机会，有人浪费了机会。大城人能抓住时代赐予的机会，一定有几位类似叶双陶这样的带头人，他们身体力行做示范，乡亲们眼看着有钱赚就跟进，产业呼呼呼地做大了。这些普普通通的人，才是历史的创造者。
两重历史机缘在大城红木城叠加，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产业文化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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