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癜风的发病年龄 http://m.39.net/nk/a_4819680.html年，23岁的美国记者斯诺来到中国，广袤美丽的中国大地和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给他的内心带来极大的震撼与冲击，令他放弃了原本在中国只停留6个星期的计划。
年斯诺来到北平，古都的美丽，普通百姓生活的艰难和随处可见的社会不公，激起了斯诺的正义感。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中国急需一名改革领袖，一名极具卓越力量的支柱人物，一名实事求是的理想家。他必须有能力领导中国人民摆脱一切腐朽桎梏……”
不久，斯诺发现了这位领袖。他从北平出发前往陕北，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上百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普通士兵。结束采访后，他回到北平，完成了鸿篇巨制《红星照耀中国》，第一次向全世界报道了真实的红军。
安家北平●
年前后的东交民巷，在京外侨聚集于此。
年初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与新婚妻子海伦·斯诺来到北平，出任报联社驻平记者。
几年前，斯诺曾因采访来过北平，但是那次来去匆匆，没有体会出这座城市的韵味。这回他携妻安家北平，被古都的壮观与古朴震撼了。在自传《复始之旅》中，他这样描述对这座城市的初印象：
北京是亚洲无与伦比的、最雄伟、最吸引人的都市。它是一个具有将近三千年连绵不断历史的文明古国的中心。市内的紫禁城宽敞美丽。有几分像巴黎，而有着玫瑰色墙壁的寺庙宫殿却又给人以古色古香的感觉。站在高大的内城城墙上眺望，你可以看到北海四周槐树夹道的大路，金碧辉煌的琉璃屋顶和园林，长年蔚蓝的天空倒映水面的人工湖；目光掠过油漆的牌楼、高大的石砌城楼，一直可以望到远方苍黄的西山。
事实上，自从年清政府与英法等国签署《北京条约》允许各国在北京设立公使馆后，以外交人员和传教士为主体的外国人小群体便在北京出现了。虽然外国人在年的“义和团运动”中受到很大冲击，但运动平息不久，他们又涌回北京。
特别是“一战”后，欧洲人引以为豪的工业文明被战火击得粉碎，“昨日的世界”杳如黄鹤一去不返。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对自己笃信的物质主义产生怀疑，他们开始转向东方，希望通过古老的东方文明求得医治世界的解药。此时，外国学者、作家、艺术家，成群结队来到北京。古老的北京城俨然成为西方人维持“旧秩序”的桃花源、一个还没有受到现代世界污染的城市。
与生活在上海等港口城市、从事商业活动的外国人不同，住在北京的外侨大多是外交官、知识分子、艺术家和靠老家汇款过活的闲人。他们居住在东交民巷或附近的胡同里，体会着老北京独特的风土人情。穿梭在北京城大街小巷的人力车，翘起的古建筑檐角，停在树上的乌鸦，以及夜空中闪亮的星星……这些都深深地吸引着外国侨民们。
年北伐成功，中华民国立南京为首都，北京不但失去了国都的地位，而且连名字也被改成了平民色彩极重的“北平”。英国汉学家蒲乐道在《老北京奇闻录》中抱怨道：“北京就像个被废黜的皇后，依旧穿着留下来的皇袍，徒劳地摆出一副普通家庭主妇的姿态。”
即便如此，外侨们仍然选择居住在这里，甚至许多外交人员都不愿意把使馆立即搬到南京。他们抱怨南京“既没有中式奢侈品，也没有能令外国人感觉舒适的居所”，甚至连自来水供应都成问题，“在绵延的城墙之内，只有小米地、芦苇沼泽、污浊的水塘和打滚的水牛。”
北平对外国人产生巨大吸引力，除了这里有浓郁的古都特色和便利的配套设施之外，物价低廉也是一大因素。年，斯诺夫妇抵达北平后，很快就感受到了这一点。
到北平几周后，斯诺夫妇在煤渣胡同21号租了一处小院。煤渣胡同位于王府井大街东侧，呈东西走向，东起东单北大街，西止校尉胡同，南与北帅府胡同相通，北邻金鱼胡同。明代称“煤炸胡同”，清咸丰十一年(年)在胡同中段路北设立神机营衙门，负责守卫紫禁城和三海，并扈从皇帝巡行。
煤渣胡同21号小院不大，但是很新。穿过红漆的大门，有一个圆形月洞门，门后是一道影壁，影壁上画着一条威风凛凛的龙。影壁后面是一个小巧玲珑的小园子，园子里栽着各种花卉和果树。斯诺夫妇搬进去的时候，园子里生机盎然。
小院里共有二十间房，厨房、餐厅、卧室、浴室、起居室、会客厅、书房一应俱全，另外还有一排厢房，包括三间下房和一个浴室。这么多房间住宅月租只要60元。除此之外，斯诺夫妇还雇了厨师、杂役和车夫。这些佣人的月薪也低得离谱，只要15元。
年，社会学家陶孟和曾做过一系列关于北平人生活支出的调查。据《北平生活费之分析》记载，当时北平普通小学教员的月薪在40至50元之间，普通家庭大多只租三五间房子，房租在5至7.5元之间。与之相比，在华外国雇员的收入则高得令人咋舌。年，担任《纽约时报》驻平记者的阿班，每个月稿费达美元，折合中国银元约元。虽然斯诺并没有提到自己刚刚定居北平时，薪水几何，想来与阿班也差不多。难怪他会感叹：“驻北平的外国记者要习惯于过银行行长一样的生活。”
外国人的小圈子●
埃德加·斯诺和妻子海伦·斯诺。
北平物价低廉，配套服务成熟，各种外国货也很容易买到，许多外国人即便靠着微薄的退休金，也能在北平过上在母国难以想象的贵族生活。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平成为外国侨民的天堂。久而久之，外侨之间形成了一个不太被本地人了解的小圈子。这个小圈子等级森严，繁文缛节，而且充满着各种无聊的鄙视链。
甫到北平，便有人提醒斯诺，“第一桩要紧的事就是要准备足够数量的名帖”。曾经有一名长居上海的美国商人卡尔·克劳，因为印制的名帖尺寸比公使的还要大，受到美国公使馆三等秘书的呵斥。他这才意识到，在北京狭小的外国人圈子里名帖尺寸比良好的举止更重要，而且新进入社交圈的人必须登门拜访他们想结识的“前辈”，并留下自己的名帖。“先生给先生留名帖，太太给太太留名帖”，夫妻俩还要留下一张具着夫妻二人名字的名帖。
一些好心的“老居民”曾经提醒斯诺夫妇，千万不要搞错投名帖的次序。“如果一位主妇认为自己是这个社交圈子中的第五号人物，那么当她发现新邻居先去拜访第七号人物时，她就会进行报复，不给回帖，把她排斥在小圈子之外。”反之，如果新人愿意遵守这套游戏规则，他们可能很快就会收到大使、司令官或使馆秘书的邀请，去参加他们的家宴、舞会或观看各种表演。
初到北平的一段时间里，斯诺夫妇也未能免俗，他们经常在煤渣胡同21号举行聚会。不过与浮华、虚荣的外国人社交圈不同，斯诺夫妇的聚会并不在乎“绝不允许混进杂人”的社交死规矩，他们的客人形形色色，无所不包。
在那一年，后来被誉为“头号中国通”，并一手创建哈佛东亚研究中心的汉学家费正清，刚刚来华不久，还是清华大学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讲师；从小在中国长大的美国作家赛珍珠，刚完成她的代表作《大地》，虽然这部小说十分畅销，但估计连她自己也没有想到，几年后她会凭借此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将一只名叫“戈壁”的白色小狗送给斯诺夫妇，因为他正在筹划再次踏上丝路探险之旅；参与过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考古发掘的法国古生物学家泰尔亚·夏尔丹，成为海伦·斯诺最好的朋友；而刚从英国留学归国、后来享誉文坛的大翻译家杨宪益夫妇，则对斯诺家的酒会赞不绝口，称这是他“有生以来参加的最好的酒会……”
这些后来在各自领域做出卓越成就的人，风云际会一般聚集在斯诺家的小院子里，也成为他们了解中国的一扇窗。
不过，与组织和参加酒会相比，斯诺夫妇更热衷于骑马。来北平不久后，斯诺夫妇就买了一匹健硕的蒙古种赛马，并且参加了一个赛马俱乐部。
中国传统的赛马活动古已有之，不过斯诺迷上的是自清末传入中国的西式赛马。年之后，西方列强先后在北京设立公使馆，各国使节和外侨为了排遣单调的生活，在西郊开辟了一个赛马场。义和团运动中，这座赛马场一度被烧毁。不过战事平息后，赛马活动又活跃起来。
宣统年间，顺天府将西便门外莲花池附近多亩土地拨给北京西绅俱乐部修建赛马场。重建的跑马场为环形，跑道周围设有两圈木制白色栏杆，跑道北侧有一座两层的看台，楼内干净、整齐，透过走廊前面的玻璃窗，整个赛马场一览无余。
年出版的《京汉旅行指南》中记载，“（赛马场）距前门站十四里，自西便门车站至此计程二里，因站西南为西人赛马之区得名，车行过站之后，遥见四围乔木蔚然深秀者即跑马场也。”赛马活动每年春秋两季的星期日进行，每到赛马日这里便人山人海，不但外国人热衷此道，中国人也趋之若鹜。
当年曾与父亲一同观看过赛马的杭思源记得，看台后面有个厨房，由西餐名师制作餐点。“一局跑完，获胜者呼酒唤菜，觥筹交错，欢笑不已。失利者有的垂头丧气，大呼负负，有的晃动拳头表示非挽回败局不可。”也许你想不到，当年斯诺也是这些人中的一员。
斯诺到北平不久，供职的报联社倒闭了。刚刚在北平置办了新家，他口袋里的钱已经所剩无几，往后的日子怎么办呢？此时，美联社驻北平特派记者吉姆·米尔斯向他伸出橄榄枝，只要斯诺同意跟美联社签两年合同，就可以成为美联社驻北平记者，而且米尔斯承诺，两年后任命斯诺为美联社上海分社社长。
美联社待遇优厚，但是斯诺却犹豫不决。他曾在上海做过一阵子美联社的兼职记者，深知这是份苦差事，“事事都得报道，生怕别的通讯社抢先一分钟，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拴在电话旁”。而斯诺不愿意困在事无巨细的新闻报道中，他希望从感兴趣的事情中发掘新闻，去认识形形色色的中国人，通过与他们的接触了解真正的中国社会。
到底要不要为一份“按时发放的支票和养老金，而出卖自己的自由岁月？”斯诺犹豫不决。此时，他天生爱冒险的性格再一次显露出来。斯诺将仅剩下一些钱分成两份，一份押在障碍赛马上，另一份押在“独赢”赛马上（即只限跑第一的马匹获奖），心想，如果输了就跟美联社签合同。
“真像小说里写的故事情节那样不可思议”，斯诺在《复始之旅》中感叹，他押的障碍赛马得了第二名，而另一匹“独赢”的赛马竟然真得了冠军。斯诺一下子赢了多美元，这些钱足够支撑斯诺在北平继续按照自己的方式研究和报道中国。
有道是好事成双。不久，斯诺收到美国《星期六晚邮报》一张美元的支票。几个月前斯诺曾给《星期六晚邮报》投过一篇稿子，后来没收到回音，他也就把这事给忘了，没想到《星期六晚邮报》不但给他寄来丰厚的稿费，而且主编乔治·霍勒斯·洛里默还亲自向斯诺发来约稿信。
《星期六晚邮报》是世界上稿费高的媒体之一，此后斯诺便与这家报纸建立起长期的合作关系。斯诺夫人海伦·斯诺认为，《星期六晚邮报》在某种程度上资助了他们在中国的活动，而斯诺则变成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桥梁。
任教燕京大学●
生活在北京的外国人酷爱去北京周边游玩。
在煤渣胡同21号的日子富足而闲适，用海伦·斯诺的话说，如果不是她和斯诺都有一层“闪光的保护壳”，他们真要被北平的安逸生活所“化掉”了。虽然他们喜欢这样的生活，但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社会，静下心来写书，年初斯诺决定接受燕京大学新闻系的聘请，讲授“新闻特写”“旅游通讯”等课程。
燕京大学位于北平西北郊的燕园，即今日之北大校园，距离进城最近的西直门也有八九公里的路程。在缺乏公共交通的上世纪30年代，每天从城里往返于燕园上课，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斯诺夫妇决定搬到燕园附近居住。此时，位于海淀军机处8号院的一处小别墅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这座小别墅位于在今天北京大学西南门一带，房子中西合璧，宽敞的院子里有一个占地一英亩的花园，甚至还有一个小游泳池，站在起居室的窗边，可以看到颐和园和西山风景。这处小别墅的主人是燕大毕业生、银行家庄占美。他本打算退休以后住进这座小别墅，但是经历了一次袭击后，庄吓坏了，他希望能把房子租给外国人，哪怕房租低一些也无所谓。于是，斯诺夫妇以每月40美元的低廉价格租下了这座房子。
年3月的一天，斯诺夫妇带着在北平置办的全部家具，搬进海淀军机处8号院。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斯诺与学生们建立起非常紧密的联系。在第一堂课上，他就对学生说，自己到中国来不是为了教书，而是为了学习。
年5月，他在给哥哥的信中写道：“我努力在燕京大学做一个中国青年记者班的老师，每周教两个小时。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益的体验，我正在寻找各种新的观察中国人生活的视角以及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的视角。我认为燕京大学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从斯诺的新家步行到燕京大学只要十分钟，不远处还有清华大学，许多中国学生和教授都居住在这一带。在与他们的接触中，斯诺夫妇隐约感觉到，看似平静的中国大地正酝酿着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
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北三省。此时，日本鲸吞中国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可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一门心思扑在内战上，竟然幻想通过国际社会的干预阻止日本侵略的脚步。对于日本人的野心，西方列强表现得出奇的无动于衷。他们大多认为，既然日本已经占领了中国东北广大的领土，大概会放过其他省份，因此都不愿意多管闲事。
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日军得寸进尺。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6天以后，在日本的扶持下伪满洲国成立。年2月，日军将战火烧向热河，北平岌岌可危。连身处东交民巷，整日纸醉金迷的外国侨民都感到了战争的威胁，可主政华北的何应钦和身在南京的蒋介石却依然强调着他们一贯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蒋、何二人认为，对于日寇的侵犯行径，最好的办法就是退让，只有满足了日本人的野心，才能让心满意足的日本人退兵。
在中国生活5年的斯诺，对蒋介石的法西斯行径和对日本的不抵抗态度越来越感到不满。斯诺认为，如果不是日本人过于贪婪，迫不及待地想鲸吞中国，国民党和日本人之间很可能会找到共同点。
“从思想上看，两个政权的差别不大。无论是法西斯意大利还是希特勒德国都给国民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蒋介石选择德国军官训练他的陆军，请意大利人训练他的空军。德国人以盖世太保为模子帮他组织了政治宪兵队‘蓝衣社’。国民党军校教育其学员要像法西斯分子对待元首一样，绝对忠于领袖蒋介石，而这一方针很快就通过三青团在公立学校贯彻。”斯诺在《复始之旅》中这样写道。
不得不说，作为一名洞悉世界格局的西方记者，斯诺的见解一针见血。
年，德国总统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德国总理，纳粹党不费吹灰之力便夺取了政权，臭名昭著的第三帝国由此诞生。上台后，希特勒马上开始推行其迫害犹太人的政策。就在全世界对希特勒的反人类行径感到震惊时，蒋介石却表现出对希特勒的倾慕之情，感叹道：“希特勒乃当今世界伟人也！”
在蒋介石的提倡之下，年代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盛行一时，希特勒、墨索里尼像高悬于各处。国民党元老张继曾公开表示说：“蒋中正先生就是中国的希特勒。”
此后国民政府与纳粹德国往来日益频繁。蒋介石还邀请了一批德国将领来华当军事顾问，其中就包括帮助蒋介石制定第五次“围剿”红军策略的德国国防军前总司令汉斯·冯·塞克特。
在国民党的宣传中，年至年被标榜为民国的“黄金十年”。然而，在当时身处中国的斯诺看来，“在那个时期里，年年都有数百万人死于饥荒、水灾、时疫和其他一些本可以预防的灾难，年年都有数百万农民失去土地。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老是宣布补救计划，但总是不付诸实施，大量的国家预算都被他用于持续不断的战争之上，以便把军阀归于他的指挥。”
“如果不是日本人的入侵，蒋介石极有可能把中国拉入轴心国的队伍中。”不单是斯诺，许多在华外国人都持有相同的观点，其中就包括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年，司徒雷登请斯诺为学校里的师生做一次有关法西斯主义的演讲。
与此同时，斯诺夫妇开始第一次系统地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虽然斯诺在回忆录中一再强调，自己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是他显然对共产主义报以极大的同情。
吸引青年学生的小客厅●
陆璀手拿扩音器发表演说的照片登在《大众生活》杂志的封面上。
与那些置身事外的外交人员不同，斯诺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