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东正教传教团的管理资产及其北京文献 [复制链接]

俄国东正教传教团的管理、资产及其北京文献(—)

欧阳哲生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京)

摘要：年以前，俄罗斯东正教向北京派驻了十三届传教团，它在中俄交往中扮演关键角色。为了管理驻京传教团，俄国方面制订了一套管理制度对之加以规范和督导；传教团在京拥有教堂、房舍、墓地和土地；传教团汉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北京研究，搜集与北京相关的材料与情报，这些构成他们“北京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迄今中文研究成果较少涉及的内容。

关键词：俄国;东正教;北京;中俄文化交流

在18世纪欧洲驻京人士中，俄罗斯东正教传教团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它集传教、商贸、汉学研究、外交于一身，在中俄交往中扮演关键角色。为了管理驻京传教团，俄国方面制订了一套管理制度对之加以规范和督导；传教团在京拥有教堂、房舍、墓地和土地等资产；传教团汉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北京研究，搜集与北京相关的材料与情报，这些构成他们“北京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主要对俄国东正教传教团的管理、资产及其所获北京文献这些迄今中文研究成果较少涉及的内容加以评述，以深化对其承担多重使命和在中俄交往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认识。

一、俄国东正教驻京传教团的管理

有关俄国东正教在华传教历史的分期问题，基于史学家本人活动时期的局限，不同时期的史学家对此有不同的认识。阿多拉茨基(—)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从东正教进入中国到第三届传教团，“这一时期传教团做了两项工作，一是管理阿尔巴津人牧众，二是培养学生”。传教团受到了清朝的保护和优待。第二时期(—)从第四届到第八届传教团，“由于俄中关系出现障碍、某些传教团成员在知识与道德方面存在缺憾以及物质供给不足，驻北京传教团陷入被遗忘和悲凉的境地”①。英诺肯提乙(-)则将传教团历史分为三个时期：第一阶段(—)从马克西姆·列昂节夫去世到《天津条约》的签订。传教团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俄国公使馆角色，其大司祭则事实上履行了俄国政府驻华公使的职能。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布道团职能回归传教，开始组织汉译《圣经》。第三阶段(——)东正教的纯传教活动获得较大发展。②本文主要讨论前十三届俄国传教团的历史。

俄罗斯东正教的教阶按修士未婚和已婚分为黑白两种：黑神品从上至下为牧首、都主教(派往国外的称督主教)、大主教、主教、修士大司祭、修士司祭、修士大辅祭、修士辅祭、修士；白神品有司祭长、大司祭、司祭、大辅祭、辅祭、副辅祭、诵经士等。黑神品教士不能结婚，修士司祭者以上统称为神父，以下人员为神职人员。白神父可以结婚，但不能晋升为主教。派遣赴京的前十七届传教团传教士最高职位为修士大司祭，其教阶层级明显较低。“在北京的传教士起初依据托博尔斯克都主教的文书行事，而后接受外交部的领导，特别是执行了圣务院的指令”③。而“在头一百年当中，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一直受到离中国距离最近的托博尔斯克和伊尔库茨克高级僧正的管辖”④。在考虑第二届传教团团长人选时，俄罗斯东正教曾试图派遣主教英诺森·库利奇茨基随萨瓦·弗拉季斯拉维奇伯爵一起赴京，但未得清廷允准⑤。以后派遣修士大司祭任传教团团长成为定例。

从第三届传教团起，俄国圣务院制定了《修士大司祭及其属下职责和行为管理条例》，共十一条，以规范修士大司祭及传教团成员的行为⑥。

第三届传教团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不再担任清朝官职。第一届传教团初到北京时，康熙给予每位传教团成员加封官衔：修士大司祭伊拉里昂被封为五品官，修士司祭拉夫连季和修士辅祭菲利蒙被封为七品官，七位教堂辅助人员被封为披甲，并“赏给房子、奴才、俸禄钱粮银以及一切食用等物，随同前来之乌西夫等七人，在娶妻时均赏给银两，于我处俄罗斯庙内念经居住”⑦。并按月给其发放薪水。第二届传教团修士大司祭安东尼·普拉特科夫斯基年10月31日在给沙皇彼得二世的报告中，述及第一届传教团成员在京被博格德汗封官和被编入俄罗斯佐领任职的情形，他显然对此表示不满，以为“这在耶稣会士面前很丢我们大俄罗斯人的脸”⑧。第二届传教团因为俄罗斯方面的薪俸常常不能按期送达，同样从清政府那里领取了定期发放的薪水，据年5月17日抵达北京的俄罗斯信使彼得罗夫大尉记述：“驻北京的俄国学生阿列克谢·弗拉迪金、伊万·贝科夫、卢卡·沃耶伊科夫、伊拉里昂·罗索欣、格拉西姆·舒利金及米哈伊尔·波诺马廖夫，曾请求蒙古衙门借给他们每人五十两银子，但是遭到了拒绝，而且这种无耻行为受到了申斥，因为他们除领取俄国发给的薪俸外，还由中国国库发给他们——学生和教堂辅助人员，每人每月三两银子，而修士大司祭和修士司祭则加倍发给。”⑨俄国商务专员郎喀年4月离京时曾就各种问题致函理藩院，特别请求“将上述大神父特鲁索夫及其属下两处教堂的神父和教堂差役均置于贵院的庇护之下，最好不与其他衙门打交道。希望不要在这里(北京)赏给他们任何官职，包括俄罗斯佐领内的职位，因为根据基督教的惯例，无论是神父，还是其他教堂差役，都不准担任其他官职。”清朝理藩院接受了俄方的这一请求⑩。

为了鼓励传教士赴北京，俄方常采取提升教阶的办法将选拔的司祭升任，有时甚至连续提拔两级。尽管如此，传教人员对踏上赴华旅程所可能遇到的困难仍然忐忑不安。“使团成员(司祭、教堂下级服务人员甚至修士大司祭——使团团长)都想尽办法抵制把他们派往中国这个陌生的国家，怕自己在中国丢了性命。使团成员死亡率极高的传闻，毫无疑问地传到了选拔使团人员的修道院。来到中国以后，使团成员生活混乱无度。他们不想学语言，尽管他们要在这个国家待上10年或更长的时间。他们‘像躲避埃及的桎梏一样’就等着轮换回国。来京的修士大司祭的结局无非有三：一是在任期间去世。第一、三、五届修士大司祭即是在京逝世。第七届修士大司祭在返回俄国途中猝然去世。二是回国后得到提升。第四、十、十一、十二、十三届修士大司祭即获得晋升或嘉奖。三是回国后受到降职甚至监禁处理。第二、六、八、九届领班回国后即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甚至监禁。从第一、三种情形可见，传教团领班的结局常常是不得善终。

为了管理传教团，俄罗斯方面特设监督官。第三届开始随团派遣监督官格拉西姆·列布拉托夫斯基，第五届派遣监督官瓦西里·伊古姆诺夫。第八届以后成为定规，派遣第八届监督官瓦西里·伊古姆诺夫、第九届监督官谢苗·佩尔武申、第十届监督官叶戈尔·费奥多罗维奇·季姆科夫斯基、第十一届监督官拉德任斯基、第十二届监督官柳比莫夫、第十三届监督官科瓦列夫斯基、第十四届监督官佩罗夫斯。这些监督官到任回国后，常常升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因此，“北京东正教士的工作和生活，事无大小，都成了俄国外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