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秋我随中山大学语言学系调来北大时，王师母夏蔚霞先生特别提醒我顺便将我住在湖南老家的老婆、孩子也接来燕园（当时尚无户口的限制），一报到就被安排住在承泽园公寓。公寓内共有十来间平房，我们三口子挤住在一间约10平米的房间里，厨房和厕所是公共的，和筒子楼差不多。不过只住了一年，就搬到朗润园号，与王力先生同住在一个四合院里，他家住北屋、东屋，我家住在西屋，但各有自家的厨房和厕所。两年后王力先生移居燕南园60号，我于年也挪到中关园平房号。我们在这35平米的房子里一呆就是24年。年搬进新建的中关园所谓高知楼43楼室（每户大约70平米）。又过了19个年头，才住进现在的蓝旗营小区。所以我基本上没住过正规的筒子楼，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常和住在筒子楼的同事们打交道或常到他们房间里去串门。本文只记叙上世纪五十年代住在未名湖畔备斋等的一些朋友，因为他们现在大都已仙逝了，我很怀念他们。
年8月下旬我进了燕园后，首先相识的北大中文系同事是石安石。他也是刚毕业留校，住在未名湖畔的备斋，和东语系同届毕业的印尼语教师梁立基合住室。当时我是汉语教研室的助教，石安石是语言学教研室的助教，他是个很热心的人，经常到我所住的承泽园公寓来看我们。第一次到我家，见我们生活用品什么都没有，就送来两个空酒瓶，给我们用来打油、买酱油，帮助我们开始了燕园里的新生活。我们各有自己的专业，他协助高名凯先生辅导“语言学概论”；而我协助王力先生辅导“汉语史”。同时我们又与裴家麟担任新闻专业54级三个班的写作。裴家麟住蔚秀园平房，他爱人在幼儿园工作。我们三个都是第一次教写作课，经常碰头讨论教学中的问题。那个学年的写作课是语言、文学和新闻三个专业的一年级同学合班上大课，由冯钟芸、姚殿芳、林焘、吴小如、叶竞耕等先生讲授“主题”“选材”“体裁”“结构”“语法修辞”等写作知识，并定期布置作文；我们以陈贻焮大师兄为首的几个助教负责小班教学，任务则是批改作文，讲评作文。每个小班都有个课代表，负责收齐作文并送到老师住处。和我联系的是新闻3班的课代表林昭，她是唯一经常到我承泽园公寓家去的同学。但她毕业工作后就与我失去联系了。文革后才知得她因反对“文革”，坚贞不屈，惨遭杀害！令人痛心不已。
一年后即年，我家搬进朗润园号，出入都经过未名湖，和住在未名湖边的朋友见面的机会更多了。大师兄陈贻焮住在镜春园82号，和吴组缃先生合住一个四合院里。他是文学史教研室助教，但我们是同乡，而且他夫人李庆粤大夫是我中学同学，所以我们一见如故，交往密切。陆颖华也是与我相识较早的同事，她原是文艺理论教研室的研究生、刚转为助教，当时结婚不久，先生是她南京大学同班同学胡建中兄，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山鹰刚出生，也刚从均斋搬进镜春园公寓。我们同属共青团中文系一个教师支部。石安石是支部书记，新闻专业的何梓华是组织委员，我是宣传委员。我们经常在德斋与才斋之间的王文襄大姐房间里过组织生活，成员还有文学史教研室的裴家麟、褚斌杰，文艺理论教研室的霍汉姬，新闻专业的郑兴东、何慎言等。住在体斋的杨贺松，作为*员负责联系我们团支部，有时也来参加我们的一些活动。年夏又有潘兆明、金申熊、沈玉成等几位同志毕业留系任助教或做研究生，团支部扩大了，组织生活就经常在文史楼二楼教研室里过了。而我早已超龄，该办退团手续了。
当时北大附近的公交车只有两路：32路（即今），自西直门开往颐和园；31路（即今）自平安里开到中关园一公寓西边空地停车场，后来也延长至颐和园。虽然两路全程票价都只要1毛5分钱（分段的收费，32路由北大到人大是5分，到魏公村是7分，到白石桥则是1毛），但大多数学生都是以步代车。我们年轻教师也常常步行进城。那时自行车是大三件之一，校园里还比较稀少。石安石不知从哪里买来一辆旧自行车，同事们都可以借用，几乎成为大家的公共交通工具。吕德申先生也有一辆较新的自行车。他是讲师兼系秘书，住在备斋二层单间。大约是在年的一天晚上，石安石约我去看新落成的苏联展览馆（即今北京展览馆），他向吕先生借来自行车，而将自己的让给我。我们骑车到西直门外大街，只能较远的外观展览馆宏丽的正面建筑及房顶上的红星。年我向王师母借钱买了一辆印度鹿牌自行车，就方便多了。记得我和石安石曾一道骑车到虎坊桥工人俱乐部看过李少春、袁世海等主演的《响马传》，后来又和胡双宝骑车去看过马连良主演的《四进士》。那时年轻，精力充沛，蹬两三个小时的自行车一点也不感到累。
我现在住的地方离学校比较远了，两条腿也没有以前那么有劲了，但也间或与老伴或陪同外地来的亲友到未名湖去走走。未名湖中的湖水还是那么清澈，水中的塔影还是那么清晰，但当年用作单身宿舍的德才均备体健等楼斋，“文革”中则已改名为红一楼、红二楼、红三楼、红四楼等，后来又都已做了学校一些部处的办公室了。而那些曾居住在未名湖畔的老同事们现在大都已作古了，每行至此，即景生情，睹“屋”思故人，令人感念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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