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能只讲王朝更替、战争外交，更不能只专注宫闱秘事、个人道德。历史的发展更多的是经济、地理、文化、社会心理等多重因素共同推动。读史是为了了解过去、做好现在、预测未来，能够扩大我们的格局。如果我们只是记忆零散的知识碎片，不愿用发展眼光分析问题，那么历史只会让我们更加固步自封、冥顽不灵。
有千岁老屋，瓦椽毁坏，梁栋崩折。屋内人有的酣嬉鼾卧，漠不关心；有的裱糊补漏、弥缝填缺。两者虽不同心，但使风雨大作，必将屋毁人俱亡。这两个人前者为满清顽固党人，后者是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正所谓：室漏而补之，愈补则愈漏，衣敝而结之，愈结则愈破。
中国近代第一个救国的方案就是李鸿章等人运用西方的机器来对付西方人，可第一次尝试就失败了，为什么呢？一是主导者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不彻底，二是政治制度和时代精神不允许。
甲午战争后，近代史上第二个救亡图存的方案就是康有为领导的变法运动。既然装备改革走不通，那就试试改变政治制度。二者相较之下，显然后者更加接近现代化。虽然后来变法失败，但其探索的精神和过程依旧值得我们深思。
一提到戊戌变法的失败，世人也无非归罪于以下几点：顽固派阻挠、袁世凯出卖、康梁不切实际、皇帝软弱无能，但这些都是一隅之见。一场运动的失败怎能归罪于某一人或一事。
一提到康有为，众人也无非骂他：欺世盗名、妻妾成群、伪造诏书、遍布房产。为什么康有为有这么多骂名呢？也无非是他没有像“戊戌六君子”那样杀身成仁。要想了解这场运动到底经历了什么？康有为到底为这场变法做了什么？我们还是要多翻些史料。
康有为
李鸿章用了30年的时间想在武器上图强，甲午海战使之付诸东流。当战败赔款的消息传到北京时，举国震惊。当时的帝师兼军机大臣翁同龢首先明白西法不能不用，于是搜寻时务书籍以求考究。当他找到甲午战争前6年康有为的奏言：日人变法图强，将规朝鲜及辽台时，翁同龢后悔当时没用康有为的想法。于是将其推荐给自己的学生——光绪皇帝。
翁同龢
一番准备，康有为在颐和园仁寿殿见到皇帝本尊，并大述其改革思想。为了方便行事，皇帝命康有为在总理衙门上行走。
自古以来主张变法的人都没好下场，王安石失败了，王莽还成为千古罪人。士大夫阶级都以为法制是祖宗的法制，历代相传，绝不可变更。如果不打破这个桎梏，变法很难进行。康有为当然知道这点。
甲午战争之前，康有为写了一篇《孔子改制考》。说孔子是个改革家，他作《春秋》是为了改革法制。孔子是旧中国的思想核心，抓住了孔子，思想之战就成功了。而皇帝是旧中国的政治中心，所以康有为的实际政治工作是从抓住皇帝下手。康有为的目的很明确，无非是抓住孔子做他思想的盾牌，以便镇压反对变法的士大夫。
康有为目标太大，为了不激起反动派情绪，康有为只能在总理衙门行走，并不能光明正大地封官。因此光绪皇帝又派康有为的4位同志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在军机处办事，参与新政。杨锐、刘光第皆是保国会会员，林旭是康有为弟子，谭嗣同是康最亲信之人。
变法期间，康有为等人推行了不少新政，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这两条：废除八股文，用政治经济策略；淘汰不必要机构，建立工农商总局。
人人都知道废除八股文，提倡实学的重要性，但没人敢做。康有为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来，此话怎讲。一旦废除八股，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全国读书人都会前功尽弃。他们费尽心思都想从“之乎者也”中升官发财。一旦没了八股，他们就绝望了。难怪他们都骂康有为是“洋奴”、“汉奸”。至于第二点，被裁的官员更不用说了。
不但上有政策，地方官员也纷纷响应。湖南巡抚陈宝箴、湖南按察使黄遵宪、湖南绅士熊希龄等在湖南省大行改革。有改革，就必然会触及一部分人的利益。
熊希龄
首先发难的是寺庙，皇帝五月下诏将天下寺庙改为学堂，于是僧侣皆怀咨怨。北京及各省大寺，僧人权利很大，又钱财丰盈，于是内通权贵，告状于西太后，说皇帝已经信了西方基督教，数典忘祖。
自此顽固派开始反击。新政实施，封疆大吏就要以身作则。皇帝屡下诏书命地方实行新政，直隶总督荣禄、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谭钟麟却置若罔闻。为何？只因他们都是西太后提拔，心中不知有皇帝。
光绪帝
就连湖广总督张之洞也颇为顽固，支持新政的湖南巡抚陈宝箴诘问张之洞：“不实行新政，如果列强分割中国，你将如何处理？”张之洞淡然道：“即使分割后，也是有小朝廷的，彼时我也不失为小朝廷的大臣。”说完拂袖而去。
光绪本非西太后亲生子，而西太后早已有废黜皇帝之意，正愁没有理由，戊戌变法刚好使其阴谋名正言顺。于是顽固派紧锣密鼓地铺开大网，等待猎物束手就擒。
第一步棋就是罢免帝师翁同龢，翁是光绪的肱股之臣，又是变法的支持者，将其除掉，可绝后患。于是一封诏书将翁同龢赶出京城，而理由非常简单“屡次经人参奏，且于召对时出言不逊，渐露揽权狂悖情形。”
紧接着命亲信荣禄来京担任北洋大臣，专制北洋三军。北洋三军：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袁世凯的新建军。将重军调至京畿之地进行阅兵，大有勤王之势，但自古打着勤王口号的往往都是造反的。
袁世凯
第三步就是制造舆论导向，造谣说皇帝病重，说皇帝患腹泻的有，患咳嗽症的有，更有甚者说是康有为给皇帝进献的红丸。红丸这个词在当时很敏感，为何？“红丸案”是明末三大案件之一。泰昌帝朱常洛刚即位不久病重，李可灼进献红丸，自称仙丹，泰昌帝服后死去。
西太后这番造谣为日后罢黜或者杀掉光绪帝埋下伏笔，即使皇帝死了，也是康有为进献红丸毒害至死。
在顽固派一番秘密会议后，荣禄命聂士成调五千人入驻天津，命董福祥之军移驻北京彰义门外。山雨欲来风满楼，光绪帝心中明白，慈禧要对自己下手了，可放眼望去，再无可用之人，唯一能信任的只有康有为等维新变法人士，于是写两份诏书向其求救：
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
皇帝此时已穷途末路了。这段文字百二十年后再读，恍若近前，两个甲子，换了人间。
最后光绪帝被囚禁在瀛台，瀛台在海之中心，四面环水，初有一桥可通出入，后来被拆掉。皇帝被囚，西太后开始收拾变法人士。
瀛台
于是下令：禁止士民上书、停止各地设立的中小学、恢复八股取士制度、废除经济科目、废除农工商局、禁立会社，捉拿会员、捉拿变法核心人士。自此历时天的变法宣告失败。
康有为、梁启超外逃日本；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人在北京菜市口被杀害；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被遣戍新疆。所有新政措施，除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外，全部都被废止。
秦桧杀害岳飞时，有“莫须有”罪名，即便如此，也是审讯之词。明朝严嵩杀杨继盛，魏忠贤杀杨涟、左光斗，也要在狱中严刑逼供、罗织罪案。只因他们心中还知道天下有清议，欲借此掩人耳目。
谭嗣同
而看西太后给康有为的罪名，开始说是鸩弑皇上，接着是结党营私，最后是谋围颐和园，十天内罪名三变。而“戊戌六君子”则没有审讯定罪，直接杀害。秦桧、魏忠贤、严嵩之流尚有忌惮，而西太后则是毫无顾忌。
改革之事，无非是除旧布新。如果不去除旧，一味地实行新政，势必将旧政策的鄙陋移纳到新政策中，而新政策反受其累。
戊戌变法没能触动西太后，可当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逃到西安时才有切肤之痛，于是她准备开始改革图强。岂不知亡羊补牢，为时已晚。
慈禧
忽然间，大家发现李鸿章的洋务运动从武器上救不了中国、康有为的戊戌变法从制度上救不了中国，那么这个制度已经无可救药了。既然修修补补不行，那干脆推翻它，重新再建立一种制度。所以随后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就爆发了。辛亥革命的过程中又出现了小插曲，就是袁世凯的出现。那么我们下期内容聊聊不一样的袁世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