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松教授
作者田松（本号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责编许嘉芩刘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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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丹麦王子哈姆莱特因计算错误误杀了奥菲利娅他爸，奥菲利娅他哥雷欧提斯回国问罪，正赶上奥菲利娅溺水而亡，两位青年才俊在奥菲利娅的葬礼上红眼相见，跳着脚就要决斗，正好被哈姆莱特他叔借刀杀人，一场大悲剧即将开演，哈姆莱特来了一段真情告白，差点儿改变悲惨的结局。“原谅我，雷欧提斯；我得罪了你，可是你是个堂堂男子，请你原谅我吧。……难道哈姆莱特会做对不起雷欧提斯的事吗？哈姆莱特绝不会做这种事。要是哈姆莱特在丧失他自己的心神的时候，做了对不起雷欧提斯的事，那样的事不是哈姆莱特做的，哈姆莱特不能承认。那么是谁做的呢？是他的疯狂。既然是这样，那么哈姆莱特也是属于受害的一方，他的疯狂是可怜的哈姆莱特的敌人。”（朱生豪先生译文）这个解释听起来像真的似的，让人感动，于是雷欧提斯马上产生了原谅哈姆莱特的念头。出于对王子殿下的同情以及对悲剧的恐惧，我也马上原谅了哈姆莱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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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是一把双刃剑”已经成了今天的流行语，我虽然不大喜欢，也不怎么反对。如果我们相信辩证法，凡事来个一分为二，就像某人说的，道德是双刃剑，伦理是双刃剑，大家都是双刃剑，科学自然没有什么好特殊的。然而还是有人反对，这表明科学的确是很特殊的。有一种反对的理由是这样的：
科学本身是中性的，无所谓好坏，就像刀子一样，可以切菜，可以杀人，你不能因为刀子可以杀人就说刀子有罪，有罪的是用刀杀人的人。这种论证的关键在于把科学看作工具，并且认为工具是中性的，不妨称之为科学工具论。科学工具论还可以为科学家辩护，说无论是造原子弹还是放原子弹，都是政治家决定的，所以呢，就算是人的错，也不是科学家的错——把科学家也看作中性的工具了！工具论又可细化，就是把科学与技术分开，把科学技术与科学技术的成果、又及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分开，于是结论更加明显：科学、技术乃至技术的成果都是中性的，无所谓好坏；那些所谓的负面效应都是科学技术成果的不当应用造成的，不能赖在科学及其技术或其成果头上。比如氟里昂，作为科学技术的成果，本没有什么错，错的是把它用在了电冰箱里。这个推理好像也没有什么错，只不过让我想起了哈姆莱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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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大众语境中，科学是一个所指极宽的词，常和技术联用，叫做科学技术，简称科技。这个简称给概念的混淆和偷换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它可以指科学和技术，也可以指科学的技术，甚至就是科学，或者技术。反过来，“科学”也常常被等同于“科技”。于是科学一词有时指具体的某一门类的自然科学，有时指科学和技术，有时指科学的技术，有时又单指技术。在更多的时候，这个词被用作形容词，指正确的、高明的、有效的、经过证明的、具有权威的，等等。美文家鲍尔吉·原野就用这个词做了口头禅，每当他要对一件东西表示赞叹，他就会用一种夸张的语气说：“科学！科学呀！！”如果强调程度再有增加，我估计他要加上国骂。有一次看电视，一个老板模样的人似乎正在讲课，只听他慷慨激昂地说了一个设问句：“你这么想他科学吗？他不科学！”我连忙按了一下遥控器。恨不得两个算命的都会互相吹牛：“你这个算法他有我这个科学吗？他没有！”科学这种至大无外的用法不仅渗透在大众语境中，在学者的文章中也随处可见，如果不信，只须翻翻本期杂志，定可找到语用案例。“科学是一把双刃剑”也是在这种语境中产生和使用的，它等同于“科技是一把双刃剑”、“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或者“科学技术的应用是一把双刃剑”，大意是说，科学及其技术或成果有两面性，既可以造福，也可能降祸。说穿了，无非是中国的一句古语：有一利必有一弊。
然而，这种原则性正确的话语在具体问题上通常都不具备可操作性。好比母亲对儿子或者丈夫对妻子说：“开车要小心啊！”儿子和妻子顺口答道：“知道了。”上了马路该怎么开还是怎么开。“要小心啊！”这个陈述只是表达了一种关爱的心情，差不多就是拜拜的意思，对于怎样开车，基本上是一句正确的废话。双刃剑也是这样，一涉及具体问题便语焉不详，比如对于原子能技术，可以解释为：既可以造核电站，也可以造原子弹，俩刃；也可以解释为：原子弹可以灭了敌人，但是落到恐怖组织手里也能灭了自己；还可以解释为：核能发电固然好，玩不好来个核泄漏就会遭殃；或者解释为：无论是核电站还是原子弹，都会产生麻烦不小的核废料。
因此，要深入讨论，我同意把科学和技术区分开来，比如要讨论李约瑟问题，如果不做此区分，就是一笔糊涂帐。再往下分，虽然我觉得意义不大，也可以原则性地表示支持。
凡是总要论个清楚，才能明白，更何况是敌友之别这个首要问题。好了，在进行了工具论的词语辨析之后，我们知道，科学技术的不当应用是坏的，而科学是好的。就像我们以前常说，美帝国主义是坏的，但美国人民是好的。听起来挺明白。不过，且慢！既然科学不能自动为恶，何以能主动行善呢？在我们以往歌颂科学，赞美科学的时候，歌颂和赞美的对象不都是科学本身吗？这样的套话简直是一抓一大把。小的时候写决心书，就写长大后当一个科学家，为人类造福。科学和人类的幸福被必然地联在了一起，对于每一项重大的科学及其技术的成就，我们都由衷地欢呼——无论是解决吃饭问题的水稻杂交，还是和世俗生活毫无关系的电子对撞，只要是科学及其技术，总是好的。然而，按照工具论的逻辑，这些好事儿不是科学做的，也不是科学技术做的，甚至也不是科学技术的成果做的，而是科学技术成果的正当应用做的。是谁把科学技术成果进行正当应用呢？当然是人。既然是人用的，为什么要赞颂科学这个中性的东东呢？而且，这些正当应用也不是科学家自己想用就用的，主要还是政治家决定的吧？既然在原子弹这件事儿上我们不能谴责科学家，为什么在水稻杂交这件事儿上我们就可以歌颂袁隆平呢？
所以这事儿有点滑稽，工具论本身，也是双刃剑！
然而，在大众传媒上，在网络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那些激烈地反对双刃剑的，那些激烈地反对把人的罪过加诸科学的，正是同样激烈地直接歌颂科学本身的！他们在逻辑上是不自洽的。
好的归科学，坏的归不当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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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哈姆莱特的说法，他的行为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好的，一个部分是坏的。坏的部分不能归因于哈姆莱特，要归于疯狂，只有好的部分，才属于哈姆莱特。这样一来，哈姆莱特永远是好的，永远不可能做出任何坏事来。疯狂的哈姆莱特殿下给自己想出这样的理由，足见他一点儿也不疯，然而的确是疯狂。疯狂是疯狂者的良民证——到了这个地步，哈姆莱特已经不需要为他的行为负任何责任了！
波普尔的学生拉卡托斯提出了一种硬核理论，大意是说，在科学理论的硬核之外，还有一层又一层的保护带。当一种科学理论遇到反面的经验证据时，科学家不会马上抛弃原来的理论，而是通过修改、调整，甚至放弃保护带，从而保住理论的硬核。拉卡托斯指出：“经验不能否证理论，因为任何理论都可以通过适当地调整它的背景知识，把它从经验的反驳中永远地拯救出来。”按照这种说法，只要把科学不断地从技术、技术成果乃至技术成果的应用中剥离出来，总是可以获得一个绝对正确的纯洁无暇的科学！
文革刚结束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想不通，毛主席竟然还能犯错误！那时的报纸总是说，这个帐要算在林彪四人帮头上，毛主席是被蒙蔽的。经过这样一个剥离之后，大家心里就踏实多了。如今科学也获得了这样的待遇——好的归科学，坏的归魔鬼！在我看来，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