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山五园中的畅春园，系康熙在明武清侯清华园的基础上改建而成。而香山、玉泉山，辽金时已名扬天下。乾隆十五年（），改瓮山为万寿山后，才出现今日的三山之名。乾隆十八年，乾隆帝曾作《凤凰墩放舟自长河进宫》一诗，其中有“四面波光动襟袖，三山烟霭护壶州”之句。
三山五园称谓来源
“三园”之称，略晚于“三山”。顺治十三年（），玉泉山行宫被命名为澄心园，康熙三十一年（）改称静明园；乾隆十一年（），香山行宫被命名为静宜园；十六年，万寿山行宫被命名为清漪园，并以万寿山行宫为清漪园，设总理园务大臣，兼管静明园、静宜园事务。至此，“三山”“三园”便作为内务府管理下的官称，频现于官书与官员之口，而且二者既可单独使用亦可重复使用，如万寿山清漪园或香山静宜园，或万寿山、静明园等。
三山三园之外，京西北另有“园明五园”与“圆明三园”之说。雍正即位后，将赐园圆明园改为御园。乾隆十六年，为乾隆帝日后“息肩娱老”之长春园建成；三十二年，原康熙三子所有的熙春园并入圆明园；翌年，大学士傅恒所有的春和园收归御园，定名绮春园；四十七年，原王公赐园春熙院，复并入圆明园。至此，圆明园鼎盛时期的“圆明五园”形成，且圆明园总管大臣管辖的上述五园，直接由内务府管辖。其后，嘉庆、道光二帝分别将春熙院与熙春园赐给其皇女和皇弟。故圆明五园又缩小为圆明三园，即我们今天看到的由圆明、长春、绮春三园组成的圆明园。
“三山五园”称谓，最早出现是在英法联军焚掠圆明园后，侍读学士鲍源深在文章中使用了“五园三山”一词。至于为什么“园”在“山”前，那是因为封建社会中，清帝园居理政的中心在园（畅春园、圆明园）而非在山（三山三园）。但清亡后，民间用顺口的“三山五园”来替代“五园三山”，泛指早已名不副实的京西皇家园林，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三山五园与北京都城之发展
三山五园的名称虽始自晚清，但这个区域的皇家园林与皇家寺庙，却在辽金时代就已初露规模。同时，历史上北京城的建设发展亦与此地息息相关。翻开中国古都发展史，自夏商周到辽代，各王朝所建的都城，基本分布在中原的河南与陕西，个别政权建在今南京、成都等地。但宋以后，除西夏都城在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北宋都城在东京（今河南开封），南宋都城在临安（今浙江杭州），其余辽金元明清五朝的都城，都与今北京城有关。辽时北京称陪都，金朝称中都，元代称大都，明朝名北京，到清代则称为京师。可以说，北京尤其是三山五园地区，既是历史上北部游牧、渔猎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冲突融合的交汇点，也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发散地。
辽、金、元、清统治者，在汲取儒家文化的过程中，他们并不囿于“王不离位”的礼制传统，而是一再展现北方民族自由不羁、流连山水的习性。据史载，金章宗曾多次游幸香山和玉泉山，并在玉泉山建有行宫芙蓉殿。其时著名的西山八大水院，目前已确知在三山五园区域的，就有玉泉山泉水院、香山寺下的潭水院。元朝一统，先有忽必烈在玉泉山建昭化寺，后有元文宗于玉泉山与瓮山之间，面对西湖（亦称瓮山泊）修建大承天护圣寺，形成“玉泉流海润，金刹倚云翔”的风景圣地。清入关后，顺治帝南有南苑，北有玉泉山澄心园。康乾盛世期间，康熙帝先建香山行宫，后在清华园遗址上修建畅春园，康熙四十七年复于承德建成避暑山庄；雍正时在他的赐园基础上扩建圆明园；乾隆一朝则不仅完善圆明园，增修长春园、熙春园、绮春园和春熙院，而且于乾隆十年重修香山行宫，十四年扩建瓮山泊为昆明湖，瓮山为万寿山。至此，以“万园之园”
圆明园为核心，包括周边诸多衙署、军营、皇家寺庙、皇子皇女和王公大臣赐园在内的清代三山五园景区，就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集大成的荟萃之地。
上述封建帝王在经营京城西北行宫的同时，为巩固政权，亦不断完善都城的水源系统。今日的三山五园地区，在历史上既是本地诸泉和西山各路水源的汇合处，又是供应北京城的水源中转站，与北京城八百余年的发展沿革密不可分。
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基地
如今人们一说到圆明园、颐和园（原万寿山清漪园），都认为那只是过去帝后消遣的地方。其实，这种认识也有偏颇之处。清帝在治国方面有一个特色就是“园居理政”，而汉唐宋明皇帝是“宫居理政”。清朝这个治国模式从顺治入关后就已开始。但真正形成体制，则是在康熙二十六年驻跸畅春园以后。当时一年中，康熙帝除了去避暑山庄，大部分时间都在畅春园内，往往从正月初二就驻跸畅春园，直到腊月才回宫。那清代的紫禁城与三山五园的政治功能，又有什么区别呢？从大量的史料记载中我们得知，自康熙建成畅春园至咸丰十年英法联军焚掠三山五园，在这余年里，京师紫禁城主要是清廷举行“大祀”“大朝”“大典”和“大宴”的地方，平时理政则主要是在以圆明园（康熙时为畅春园）为核心的三山五园。如雍正帝在圆明园批谕云南巡抚鄂尔泰，坚决支持他推进改土归流，并最终实现西南六省地区的设官建制。雍正七年春，雍正帝在圆明园创建军机处，并直接指挥平定西北准噶尔的战事；乾隆皇帝在园，不仅继续完成统一西北的大业，完善驻藏大臣制度，接待宗教领袖六世班禅，而且力排众议，明谕迎接和安置自俄归来的土尔扈特部；乾隆帝所炫耀的“十全武功”，其中的战役指挥大部分也是在三山五园完成的；到晚清时，道光帝允准中英《南京条约》、咸丰帝批准《天津条约》等，也都是在圆明园。因此，三山五园在清代，实际上是一座“园林紫禁城”。
雍正曾言：“中国之一统始于秦氏，而塞外之一统始于元代，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这段话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乾隆三十八年，圆明园正觉寺建成，其山门石刻匾额，亦用满文、蒙古文、汉文、藏文四种文字，用乾隆皇帝的说法，是“以昭国家一统同文之盛”。
前文已述，在中国古代的历史长河中，北京及其周边地区，一直是中国北部游牧、渔猎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冲突融合的交汇点，也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孕育形成的重要基地。而康乾时期无疑又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逐步形成的重要阶段。清帝在三山五园治国安邦，交通天下，每年蒙古各部王公、回部伯克，以及其他少数民族领袖，都要到园中觐见清帝，并参加清廷举办的各种聚会活动。葡萄牙、荷兰、英国、朝鲜、暹罗（今泰国）、安南（今越南）、缅甸、廓尔喀（今尼泊尔）等外国使臣也多次到访圆明园，在“万园之园”的圆明园面前，赞叹不已。
总之，我们说以圆明园为核心的三山五园，既是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世界园林建筑之集锦，珍禽瑞兽、花草鱼虫之乐园，而且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基地，是中外文化、中国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舞台，也是“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科书。
原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年6月29日第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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