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信仰主要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人们自发产生的有关神灵崇拜的观念、行为、禁忌、仪式等信仰习俗惯制，也称信仰民俗。民间信仰承袭了原始信仰“万物有灵”的朴素自然观。
对门神的信仰
门神是我国民间最流行的神祗之一，其历史之久、流传之广、种类之多，在诸神中是很突出的。说起门神的来历，不能不追溯到上古时期的祭门和挂桃人习俗。
门神
古代先民们由最初的“巢居”、“穴居”，逐渐进化到了“屋居”——学会了建造茅棚屋舍。屋舍不但可以遮风避雨，防止野兽和敌人的侵袭，还能存放食物财产，使人类得以生息安居。于是人们十分感激门户造物主。早在周朝，就有了祭门的风俗，其用意与祭灶祭社（土地）相同。
门神的产生还与古人的鬼神崇拜有关。殷周尚鬼，人们将许多坏事和怪事都看成是鬼怪作祟，对此充满恐惧心理。房门的出现，虽可防范敌害闯入，但古人还觉得缺乏安全感，需要有个能降鬼降妖的神明，来替自家“站岗放哨”，因此人们必须造出一个“门神”来，保护自家的性命和财产。《白毛女》中喜儿唱的“门神门神骑红马，贴在门上守住家；门神门神扛大刀，大鬼小鬼进不来”，正是这种心理的写照。
最初的门神是两个“桃人”——用桃木雕成神像，悬于门上。他们其实是两位神将的化身：神荼和郁垒。传说他们二人是奉黄帝之命把守“鬼门”的，发现害人的恶鬼，没说的，马上捆起来扔到山后去喂老虎，于是妖魔鬼怪们望风而逃。人们用桃木雕成二神模样，春节时挂于门上，使恶鬼不得进入，保护自家一年平安。雕桃人比较麻烦，逐渐简化为用桃板一左一右钉在门上，上面画二神图像或干脆写上二位的大名或画些符咒，此即桃符，开后世楹联（对联）之先河。
继捉鬼喂虎的神荼、郁垒之后，又出现了一位专门斩鬼吃鬼的门神，此即赫赫有名的钟馗。以后又出现以历史上的著名武将为崇拜对象的门神。武将门神虽也是神，但与神荼、郁垒、钟馗等相比较，“神”味儿少了，而多了些“人”味儿。
唐代以后，出现的最著名的武将门神，当首推秦琼、尉迟恭。有一阶段唐太宗李世民情绪很不好，晚上睡觉常常听到卧房外边抛砖掷瓦，鬼魅呼叫，弄得后宫夜夜不宁。他很害怕，将此事告诉君臣。秦叔宝说：“臣戎马一生，杀敌如切瓜，收尸犹聚蚁，何惧鬼魅？臣愿同敬德披坚执锐，把守宫门。”李世民同意。当夜果然无事。自此以后，便让二将夜夜守卫。后来李世民嫌二人辛苦，便命画工绘二人如往常守卫的全身像悬挂在门口，邪祟从此便绝迹了。上有所好，下必效仿，于是门神就传到了民间，至今民间所贴门神还有秦琼、敬德的形象。
二门神像通常贴在临街大门上，极其威猛，堪可镇住鬼魅。除秦琼、尉迟恭以外，武将门神尚有赵云、马超、薛仁贵、盖苏文、孙膑、庞涓、黄三太、杨香武、燃灯道人、赵公明、马武、姚期、萧何、韩信乃至哼哈二将等。北方还有以孟良、焦赞为门神的，可能二人的身世不太硬气，曾落草当过强盗，故不登大雅之堂。这二位只屈尊降贵，在牛棚、马圈等处充当守卫——对付那些连畜生都不放过的小偷小摸。
以后，只有驱鬼镇妖一种功能的武将门神，已不能满足人们的多种需要，于是又出现了文官门神和祈福门神。后者寄托了人们祈望升官发财、福寿延年的愿望和心态。
文官门神以赐福天官居多，大都贴于院内堂屋门上，以别于街上驱鬼镇邪的武士门神，并含有迎福进财之意。
文官门神大都与升官发财有关，而祈福门神却与多子多福、福寿延年挂钩。二者有时也配对，如天官（或状元）门神，常与送子娘娘匹配。此外，还有喜神、和合二仙、刘海、招财童子等。
祈福门神上常常画一些吉祥物，取其吉利，多用谐音，以借双关之意。如爵、鹿、蝠、喜、马、宝、瓶、鞍等，寓“爵禄福喜，马报平安”。
如此，门神已成为具有驱邪魔、卫家宅、保平安、助功利、降吉祥等多种功能的保护神，成为民间诸神中最受群众欢迎的俗神之一，至今兴盛不衰。
祭灶神风俗的由来
中国是信奉多神的国家，在我国古代人们信奉的众多神灵中，灶神在民间的地位是最高的。民谚曰：“三祭灶，四扫屋……”即指每年的腊月二十三（一说二十四）祭祀灶神。灶神，俗称灶君、灶爷、灶王爷，是由原始的火崇拜发展起来的一种神祗崇拜。原始人群在长期与大自然搏斗的生活中，学会了使用火，火成了原始人的自然崇拜之一。在原始人氏族群居的生活中，那一堆永不熄灭之火便是他们的灶，因而在原始人那里，火神与灶神是一致的。不过，自灶神产生之日起，其职掌便与火或灶火毫无关系，他是天帝派驻各家的监察大员，是一家之长，负责监督一家老小的善恶功过，定期上报天庭，因而得到一般老百姓的顶礼膜拜。
腊月二十三（有的地方是腊月二十四），人们一大早就把好吃的东西摆在灶神的牌位前，然后嘴里不停地念叨，大意是让灶神上天去向玉皇大帝汇报，说他（她）一年来受到优待，请玉皇大帝赐福本家。随后还要拿出特别黏的糖，由大伙代替灶神吃，意思是说，即使不能上天说好话，也决不能说坏话，索性把嘴封住。
灶神
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就流传着“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的俗谚。孔子在向其弟子解释人们“媚于灶”的原因时指出：“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见《论语·八佾》）也就是说，如果不讨好灶神，他就会向上天告你的恶状。由于人与天帝无法沟通，所以，天帝那儿只能任凭灶神胡言乱语，凡人“无所祷也”。灶神告什么状，天帝就会给你定下什么惩罚。葛洪《抱朴子·微旨》说：“月晦之夜，灶神亦上天白人罪状。大者夺纪。纪者，三百日也。小者夺算。算者，一百日也。”也就是说，谁要是得罪了灶神，严重的要少活三百天，轻微的也要少活一百天。试想，平白无故地丢掉几百日的寿命，这种惩罚实在是让人畏惧。
据《淮南子·汜论》载：“炎帝作火死而为灶。”而《太平御览》一百八十六卷引《淮南子》佚文曰：“黄帝作灶，死为灶神。”这灶神忽而是炎帝，忽而又是黄帝，其级别还是蛮高的。有人说灶神原来是一位美女。据《经典释文》引司马彪语：“髻，灶神，着赤衣，状如美女。”这红衣女郎做了灶神，难免要受一些委屈，只是她与北方人俗称的“灶王爷”在性别上有了区别。
其实，早期的灶神产生于人们对火的自然崇拜。在秦代以前，祭灶就已成为国家祀典的“七祀”之一了。到了汉代，祭灶又被列为大夫“五祀”之一，并且灶神也被人格化，并被赋予新的功能。《太平御览》卷一八六引《淮南万毕术》就说：“灶神晦日归天，白人罪。”郑玄注《礼记·记法》也说：“（灶神）居人间，司察小过，作谴告者也。”这说明，至少在汉代，灶神已成为督察人间过错，专向天帝打小报告，说人坏话的神了。
所以，人们如果要祈福禳灾，便要对灶王爷恭恭敬敬，如不得用灶火烧香，不得击灶，不得将刀斧置于灶上，不得在灶前讲怪话、发牢骚、哭泣、呼唤、唱歌，不得将污脏之物送入灶内燃烧等等，名目繁多。每年到了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灶王爷要升天报告一年的情况时，人们还要为灶王爷摆上供品，供上好吃好喝的，这就是所谓的祭灶。祭灶时，麦芽糖和酒是必不可少的，酒是为了让灶王爷喝得忘乎所以，晕头转向，而麦芽糖又甜又粘，把它糊在灶神嘴上，一来灶神嘴吃甜了，就不好再恶言恶语，只能说好话，二来麦芽糖粘住嘴巴，想说坏话也张不开口，只能说个含含糊糊。老百姓把“拿了人家的手短，吃了人家的嘴软”这一套人世生活经验，也用在了对灶神的供奉上。宋代范成大《祭灶诗》即云：“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云车风马小留连，家有杯盘丰典祀。猪头烂熟双鱼鲜，豆沙甘松粉饵圆。男儿酌献女儿避，酹酒烧钱灶君喜。婢子斗争君莫闻，猪犬触秽君莫嗔，送君醉饱登天门，杓长杓短勿复云，乞取利市归来分。”这哪里是祭灶，分明是向灶神送礼行贿。
古时祭灶不分身份的贵贱、高低，上至皇宫、大臣，下至平民百姓，对灶神都是毕恭毕敬。据有关资料记载：每年腊月二十三，清朝皇帝例行在坤宁宫大祭灶神，同时安设天、地神位，皇帝在神位前行九拜礼，以迎新年福禧。祭灶这天，坤宁宫设供案，安放神牌，神牌前安放香烛供品，殿廷中设燎炉、拜褥。像民间一样，在灶君临升天汇报工作前，要用粘糖封住嘴，以防他在玉帝面前胡说八道。祭灶时，宫殿监奏请皇帝到坤宁宫佛像、神像、灶君前拈香行礼。礼毕，宫殿监再奏请皇后依次向灶君等神位行礼。
灶神的崇拜，从早期的企求降福，到后来的谨盼避祸，曲折地反映了古代人们对自己命运的茫然不解，只能把自己遭遇的各种吉凶祸福托之于神，而灶神不许有怨言、说怪话、发牢骚的种种禁忌，则被统治者加以利用，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一种工具。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与不断进步，祭灶的风俗渐渐淡化，它必将慢慢远离人们的生活。
祭灶习俗与熟食习惯
发明熟食之前，“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之实，食赢蟒之肉，多疾病毒伤之害”（《白虎通·号》）。但是，随着火的发现，原始人将火逐渐使用于生产和生活中。生产上，如出现刀耕火种；生活上，如出现熟食。自熟食出现，人们明显减少“多疾病毒伤之害”，对延长人类的寿命，显然是一重大贡献。而熟食与烹调食物设备的“灶”，是密不可分的。正如《说文解字》里指出的：“灶，炊也……灶，造也，创造食物也。”“灶”，对人类生存的重要作用，《汉五行志》里作了高度概括：“灶者，生养之本。”
那么，究竟是谁发明熟食与“创造食物”的“灶”呢？自古就有不同的说法，如《礼记·礼器》篇里记载：“灶者，是指老妇之际。”东汉经学家郑玄不仅明确指出是妇女，而且认为创造食物的“灶”，亦是妇女。他说：“老妇，先炊者也。”（郑玄释：《礼记·礼器》）而与郑玄同一时期的经学家许慎则认为是祝融，他说：“为祝融，祀以为灶。”
对于此说，东汉时期的学者高诱加以解释，说祝融是“火正”，“死为神，托祀于灶”。后唐经学家孔颖达，将史前的“老妇”之说，与祝融为“火正”、“死为神”的解释相结合，提出合二为一的看法，就是为了祭祀发明熟食与“灶”的创造者，主张“祀火神而以老妇为配”。他说：“古者原奥神，礼器所谓燔柴于奥者也，盖老妇之际，历世奉以为炊。中夏则祭灶，而此奥配之。”
孔颖达的“合二为一”之说的基本特征是，既不称做祀“火神”，也不叫做祀“老妇，先炊”，而是统统合称做“灶神”。所以，此说不仅逐渐演变成为民间生活中讲究“祀灶”的习俗，而且逐渐受到帝王的重视，如《五经异义》里，作了比较透彻的解释：“孟夏祀灶，王者所祀，古之有功德于人。”
男不拜月、女不祭灶
旧时民间传统八月十五拜祭月神，腊月二十三祭祀灶神，几乎家家户户无一例外。不过在拜祭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禁忌，即“男不拜月，女不祭灶”。
民间信仰认为月亮是月神，又称月姑、月亮娘娘、月亮奶奶、太阴星君。拜月之俗始自先秦，魏晋时广泛流传，唐宋至明清一直盛行不衰。至今我国各地仍有许多中秋祭月的“拜月坛”、“拜月亭”、“拜月楼”等古迹遗存。据说北京的“月坛”就是明朝嘉靖九年（年）修造的供皇家祭月的地方；北京颐和园，也是清朝慈禧太后率大臣、后妃和宫女祭月的场所。
过去拜月仪式很隆重，方式也很多。或供月光神杩，或以木雕月姑为神像，都把神像供在月亮出来的方向，设供案，摆供品，焚香烧纸，下跪叩拜。《北京岁华记》载：“中秋夜，人家各置月官符像，符上兔如人立；陈瓜果于庭；饼面绘月宫蟾兔；男女肃拜烧香，旦而焚之。”《清嘉录》载：“每户瓶兰、香烛，望空顶礼，小儿女膜拜月下，嬉戏灯前，谓之‘斋月宫’。”有些地方的妇女边拜月还边念叨：“八月十五月亮圆，西瓜月饼敬老天。敬得老天心欢喜，一年四季保平安。”苏州的妇女们则盛行“走月亮”。据《清嘉录》载，中秋夜，妇女们打扮得花枝招展，结队出游，或拜亲访友，或到尼姑庵寺庙上香，直到鸡声响起，还婆娑于月下。
无论从史料记载还是从民间相传看，拜月的主角都是妇女，祭灶的主角都是男性。中秋节男子可以赏月、玩月、咏月，但一般不去祭拜。腊月二十三送灶，则是“男儿酌献女儿避”。为什么要“男不拜月，女不祭灶”呢？据说是因为月神为女性，且为漂亮的仙女，嫦娥奔月就是这种传说的一个嬗变形态；而灶神是男性，又是个美男子，他娶了郭丁香以后，还与王海棠勾搭成奸，是一个淫夫形象。男子拜月，女子祭灶，有“男女授受不亲”之嫌，甚至恐怕抵挡不住诱惑，会产生想入非非或节外生枝的事情。
对土地神的信仰
土地神又称“土地公公”、“土地公”、“土地爷”，民间信仰最为普遍的众神之一，流行于汉族地区，部分受汉族文化影响的少数民族也有信仰。土地神属于民间信仰中的地方保护神，在年及其以前，凡有汉族人群居住的地方就有供奉土地神的现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祭祀土地神即祭祀大地，现代多属于祈福、保平安、保收成之意。土地神也是道教诸神中地位较低的神祇。
在一般民间的信仰中，神明多半会有明确的出身，但土地神的出处很多，传说之多不胜枚举，此举中之两例。一说为：周朝一位官吏张福德，生于周武王二年二月二日，自小聪颖至孝，三十六岁时，官朝廷总税官，为官廉正，勤政爱民，至周穆王三年辞世，享年一零二岁，有一贫户以四大石围成石屋奉祀，不久，由贫转富，百姓咸信神恩保佑，乃合资建庙并塑金身膜拜，取其名而尊为“福德正神”，故生意人常祀之，以求生意发展。
另一说为：周朝上大夫的家仆张明德（或张福德），主人赴远他地就官，留下家中幼女，张明德带女寻父，途遇风雪，脱衣护主，因而冻死途中。临终时，空中出现“南天门大仙福德正神”九字，盖为忠仆之封号，上大夫念其忠诚，建庙奉祀，周武王感动之余说：“似此之心可谓大夫也”，故土地公有戴宰相帽者。
明清以后民间又多以名人作为各方土地。例如，清代翰林院及吏部所祀之土地，传为唐代大文人韩愈。杭州太学一带，原是岳飞的故乡，於是太学就奉岳飞为土地神。现在的土地庙中常配祀有土地婆婆，其俗约起于南宋。
《公羊传》注曰：“社者，土地之主也。”土地神为一方乡土的保护神，过去在每一村落都建有土地庙，但大都非常简陋，有的甚至只由四块石头相垒而成。一般在祭宗祠、扫墓、破土之前总要先祭祀土地神。俗传二月初二为土地神诞辰日，届时家家作祭，土地庙中除供拜外，还演戏娱神，为土地公公祝寿。土地神的配偶称“土地奶奶”。
趣话城隍庙
我国各地城市无论大小，都建有一座城隍庙。过去，城隍庙里香火很旺，是城里最热闹的一个去处。城隍庙里供奉着城隍神，城隍神是一个城市的守护之神。如果说，土地爷是乡村农民普遍崇拜的神祗的话，那么，城隍神就是城镇百姓普遍信仰的神明。因此，土地庙遍及全国农村，而城隍庙则遍及各地城镇。
城隍，起源于古代的水（隍）庸（城）的祭祀，为《周宫》八神之一。“城”原指挖土筑的高墙，“隍”原指没有水的护城壕。古人造城是为了保护城内百姓的安全，所以修了高大的城墙、城楼、城门以及壕城、护城河。他们认为与人们的生活、生产安全密切相关的事物，都有神在，于是城和隍被神化为城市的保护神。道教把它纳入自己的神系，称它是剪除凶恶、保国护邦之神，并管领阴间的亡魂。
城隍神的起源很早。最早见于史册的城隍庙，是安徽芜湖的城隍庙，修建于三国时代吴国赤乌二年（公元年），算起来也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了。南北朝时，城隍的影响渐大，到唐代，国泰民安，商业繁荣，城市高度发达，民间对城隍神的信仰更为普遍，各城镇纷纷立庙祭祀。就连道教也把城隍纳入自己的体系，称他是去恶除凶、护国安邦之神，并管领一方亡魂。
到了宋代，城隍信仰已是民间非常普遍的信仰了，元代文宗天历年间，朝廷让城隍爷配享夫人，从此城隍庙里就有了寝殿，专门供奉城隍爷及城隍夫人。
到了明代，朱元璋更是推崇有加，相传朱元璋称帝之前，曾经宿身城隍庙而幸免大难。朱元璋称帝之后，于洪武元年（公元年），下旨封都城隍为监察司显佑王，职位正一品；与朝廷的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和左右丞相平级。同时封各府城隍为监察司民城隍威灵公、职位正二品；封州城隍为监察司民城隍显佑侯，职位正三品；封县城隍为监察司民城隍显佑伯，职位正四品。正是在这一时期，各州府县，纷纷修建城隍庙。都城隍庙由皇帝亲自勅建，皇宫拨付银两，庙内住持由朝廷直接任命，各府、州、县则按照等级，依次效仿，规模等级完全参照地方官署衙门，按级别配制冕毓官服。明洪武三年（公元）年朝廷颁布了专门祭祀城隍的典章制度。并下诏去除了城隍封号，封京都城隍为“都城隍”。其它只称某府某州或某县城隍。
城隍神为一方神圣，民间对之十分迷信。若有人生病，民间认为住进城隍庙即可治病。老百姓遇到冤屈和不平之事，可以写好状子，送到城隍爷面前焚烧，以为城隍老爷不会坐视不管，一定能为之申冤。另外，当地如发生瘟疫或久旱不雨，人们就将城隍塑像抬去出巡，以镇压鬼魅，保护地方太平。还有，若有人在异乡去世，灵柩运回原籍时，必须到城隍庙去领“路票”，这样才能引魂回籍，否则就成了异乡之鬼。
在各地的城隍庙里，一般都有两座城隍像，一座是泥塑的，摆在那里永远不动；一座是木雕的，大小与真人相仿，能立能坐，以供抬着出巡之用。城隍庙的大殿正中是城隍爷，有的还有城隍奶奶，两旁分列判官、牛头、马面、黑白无常等鬼卒，显得阴森恐怖。
城隍一般在每年的清明节、阴历七月十五的中元节和阴历十月初一出巡。出巡时，仪仗威严，前呼后拥，煞是气派。也有的地方，城隍出巡时，仪仗队伍中有人扮牛头马面、判官小鬼之类，以壮声势。
与土地神的情况十分相似，各地都有自己的城隍神。城隍为主管阴间事务之神，因此民间常将已故的英雄和正直的名臣奉为本地的城隍神，祈望他们的英灵能像生前那样保护百姓，伸张正义，除暴安良。
如杭州的城隍神是明代的清官周新。周新是广东南海人，明朝永乐年间任浙江按察使，为官清廉，人称“冷面寒铁”。他到杭州上任后，公正廉明，先清除了衙门中一批为非作歹、欺压百姓的官吏、差役。接着又微服出巡，亲自询问狱中犯人的案情，纠正了一大批冤假错案，使贪官污吏闻风丧胆，而百姓则称他为“青天大老爷”。后来，他因触犯了权贵而被诬陷下狱，他在明成祖面前敢于大声争辩，临死前还大呼：“生为直臣，死当做直鬼！”
周新死后，杭州百姓愤愤不平，明成祖为了平息民愤，就假惺惺地说，自己已梦见周新死后升天做了杭州的城隍神。从此，杭州人就在吴山上为他立了座“城隍庙”，吴山也因此被称做“城隍山”了。
上海也有座城隍庙，如今已成为著名的豫园商场。上海与各地不同，一个庙里有三位城隍神，一位是汉朝大将霍光，一位是河北大名府人秦裕伯，另一位是清末爱国将领陈化成。秦裕伯在元朝末年迁居上海，对上海人民有感情。他死后因“显灵”救了上海百姓，而被立为城隍。陈化成原为福建水师提督。年6月16日凌晨，英国炮舰进攻吴淞口，陈化成亲临西炮台指挥应战，击沉敌舰八艘。后因两江总督牛鉴先和东炮台守将临阵脱逃，造成陈化成孤军奋战，最后陈化成与其部属全部壮烈牺牲。上海人民为纪念这位爱国将领，将其塑像请进城隍庙，还将吴淞一座桥命名为“化成桥”，在吴淞海滨公园立其塑像，供后人缅怀凭吊。
西安都城隍庙，是由朱元璋亲自敕建，由朱元璋次子秦王朱樉亲自负责监修，在唐辽王府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修建之初，被朱元璋敕封为都城隍庙，统辖西北诸省大小城隍。在城隍信仰的序列中，级别最高、影响最大。自明洪武二十年（公元年）创建至今，已有年历史。六百多年来，风雨沧桑，朝代更迭，都城隍庙历经兴衰。自元朝定都北京以后，西安就失去了作为国都的优势和辉煌，明清之际，经济中心也以江南为主，陕西渐渐成为西北偏远落后的地区，但当年朱元璋敕建的都城隍庙，威严依旧，雄伟依旧。
湖南省安仁县城隍庙，位于县城城关镇凤凰山，为安仁境内重要的道教活动场所，安仁县道教协会就设于庙中。庙中主持为李松林道长。城隍庙处在凤凰山腰，坐东朝西，青山环抱。庙宇气势宏伟，雕梁画栋，十分精美。凤凰山灵气也赋予了该庙以无限生机。因为有此庙的存在，凤凰山也成为儒、道、佛三教合一的人间仙境。民间传说凤凰山的菩萨灵，有求必应，由此招来边县区众多信男善女焚香朝拜，多年来香火兴旺。
甘肃省兰州市城隍庙，在兰州市张掖路。建于宋代，有殿3楹，祀奉汉将军纪信，又名纪信庙。明代重修后改易现名。清乾隆年间（—）毁于大火，后重修。坐北向南，占地平方米，建筑面积平方米。大门3间，为忠烈侯坊，二门为硬山顶式环廊戏楼，北有卷棚歇山顶式享殿，后为重檐歇山顶式正殿，左右有厢房、钟鼓楼等。回廊下原有壁画，现已不存。年辟作兰州市第一工人俱乐部。
河南省郑州市城隍庙，在郑州市商城路北。建于明代初年，弘治十四年（年）重修。坐北朝南，有山门、前殿、乐楼、大殿、寝宫等。建筑均为琉璃瓦覆盖，卷棚出厦，飞檐四出，造型精致，结构紧凑。乐楼高达15米，歇山式双层建筑，正脊浮雕游龙数条，有凤凰在上下飞舞，有荷花、狮子在左右陪衬，异常生动。大殿正脊两端雕有吞脊吻兽，两侧刻滚龙数条，并饰凤凰、牡丹；殿上刻有“八仙过海”及苍松翠柏、人物鸟兽，构图和谐精致。道教庙宇。在河南省郑州市东大街路北，全称城隍灵佑侯庙。建于明初，弘治十四年（年）重修，其后屡有修葺。庙宇坐北面南，主要建筑有山门、前殿、乐楼、大殿、寝宫等，均为琉璃瓦覆顶，卷棚出厦，飞檐高举，造型精致，结构紧凑。乐楼高达15米，双层歇山式建筑，正脊浮雕游龙数条，间以凤凰飞舞，荷花、狮子陪衬，异常生动；大殿正脊两端雕有吞脊吻兽，两侧刻滚龙数条，并饰凤凰、牡丹，殿上刻有八仙过海、苍松翠柏、人物、鸟兽等图案，构图精致，栩栩如生。庙内绿树成荫，碑碣四立。
此外，浙江会稽（今绍兴）的庞玉，南宁、桂林的苏缄，北京的杨椒山，襄阳的萧何等，也都是历代名臣，并与当地有某种渊源关系，因而被人们奉为城隍神。
中国民间迎财神、祭财神的习俗
财神是中国民间普遍供奉的善神之一，每逢新年，家家户户悬挂财神像，希冀财神保佑，以求大吉大利。吉，象征平安；利，象征财富。人生在世既平安又有财，自然十分完美，这种真切的祈望成为人们的普遍心理。求财纳福的心理与追求，充分反映在春节敬拜财神的一系列民俗活动中。
主管财源的神明分为两大类：一是道教赐封，二是民间信仰。道教赐封为天官上神，民间信仰为天官天仙。道教赐封并不称为财神，而是在其官职上加封神明。财神是中国民间普遍供奉的一种主管财富的神明。佛教里也有财神，分别是北方多闻天王和善财童子。
财神
先说迎财神。除夕之夜有一项重要的民俗活动——迎财神。除夕之夜，全家人要围坐在一起吃饺子（饺子象征财神爷给的元宝），吃罢饺子彻夜不眠，等待着接财神。“财神”其实是印制粗糙的财神像，此财神像用红纸印刷而成，中间为线描的神像，两旁写着“添丁进财”、“祈求平安”的吉利话。“送财神”的是一些贫寒子弟或街头小贩，他们低价买来财神像，挨门挨户叫卖：“送财神来喽！”户主绝不能说“不要”，而要客气地说：“劳您驾，快接进来。”几个铜子就可买一张，即使再穷也得赏个黏豆包，换回一张。一个除夕夜，有时能接到十几张“财神”，这是为了讨个“财神到家，越过越发”的吉利。这种习俗在中国民间一些地区仍在延续。春节期间一些乞丐到村里挨家挨户乞讨钱财，主人施舍给他们钱财后，他们就在主人家门口的墙上贴上一张财神像。据记述，旧时苏北张家港周围贴财神的习俗为，他们用黄纸刻上财神图案，去人家门上张贴，贴时口中念念有词，其词曰：“财神贴得高，主家又蒸馒头来又蒸糕；财神贴得低，主家来年好福气；财神贴得不高不低，主人家里钱铺地。”主人则答曰：“靠富。”
再说祭财神。每到春节，举国各地均祭祀财神，祭祀方法各异。北方地区春节时，家家请回财神，供奉财神像，焚香上供品。正月初二清晨祭财神像。祭祀时边行礼边念祝词：“香红灯明，尊神驾临，体察苦难，赐富百姓。穷魔远离，财运亨通，日积月累，金满门庭。”清代俗曲则云：“新正初二，大祭财神，点上香烛把酒斟，供上了公鸡猪头活鲤鱼，一家老幼行礼毕，鞭炮一响惊天地。”祭祀场面非常隆重。南方敬祭财神供品内容特别讲究，供品共分三桌：第一桌为果品，有广橘，兆示生意广阔；第二桌为糕点，多用年糕，意为年年高，糕上插有冬青枝，意为松柏常青；第三桌为正席，有猪头、全鸡、全鸭、全鱼等，有招财进宝的吉意。祭祀时，主人点燃香烛，众人顶礼膜拜。人人满怀发财的希望，祈求在新的一年里大发大富。在全国各地，都有祭祀财神的踪迹，财神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便由此可见。
财神的起源颇为难考，所祭祀的神明也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财神，一般认为有所谓“正财神”赵公明，“文财神”比干、范蠡，“武财神”关羽，“偏财神”五路神、利市仙官，“准财神”刘海蟾。这些财神，又可分为文财神和武财神两大类，最为人们熟知的财神，则是“正财神”赵公明。
“正财神”赵公明
世人祭祀的财神，影响最大的当推赵公明。据《三教搜神大全》载，赵公明变化无穷，能够驱雷役电，呼风唤雨，保命解灾。故人称“元帅之功莫大焉”。做买卖求财，只要对赵公明祈祷，便无不称心如意，因此民间奉其为财神。旧时年画中，赵公明的形象多头戴铁冠，手持宝鞭，黑面浓须，身跨黑虎，面目狰狞，因此人们又称其为武财神。
民间关于赵公明的传说，由来已久。早在晋代年间，干宝《搜神记》中，赵公明为专取人性命的冥神之一。东晋时期，陶弘景《真诰》中记述，赵公明为降疾病的瘟神。隋唐时期，《三教搜神大全》载，隋文帝开皇十一年六月，有五力士在空中出现，分别身披青、红、白、黑、黄五色袍，各手执物：一人执勺子和罐子、一人执皮袋和剑、一人执锤、一人执扇、一人执火壶。文帝问太史张居仁：“他们是何方神圣？主管哪些灾福？”张居仁奏曰：“他们乃五方力士，在天上作为五鬼，在人间为五位瘟神：春瘟张元伯、夏瘟刘元达、秋瘟赵公明、冬瘟钟士贵、总管中瘟史文业，主管世间瘟疫。此乃天地运行时所产生的疾病。”文帝问：“怎么才能制止而使世人免受瘟疫呢？”张居仁答曰：“瘟疫是上天降临的疾病，无法制止。”那年许多百姓死于瘟疫。是时，文帝下令立祠，于六月二十七日诏封五方力士为将军。
赵公明的瘟鬼性格到了《列仙全传》中就更为具体了，只是他又从五方瘟鬼之一变成了八部鬼帅之一：元明时有八部鬼帅，各领鬼兵数万亿，行于人间。刘元达领鬼兵施杂病，张元伯领鬼行瘟疫，赵公明领鬼施人间以痢疾，钟子季（钟士贵）施人间以疮肿，史文业行寒疾，范巨卿行酸瘠，姚公行五毒，李公仲行狂魅赤眼，给人间降下许多灾祸疾病，夺走了万人性命，枉天无数。
直到《封神演义》问世，赵公明才不再像昔日那样浑身充满邪气、鬼气和瘟气。姜太公奉元始天尊之命按玉符金册封神，名为“金龙如意正一龙虎玄坛真君之神”，并统领“招宝天尊”、“纳珍天尊”、“招财使者”、“利市仙官”四个部下。他的职责是专司金银财宝，迎祥纳福。从此，赵公明开始掌管天下财富，做了财神爷。赵公明司财，能使人发家致富，这正符合世人求财的愿望，所以民间广泛祭祀赵公明，而他原来作为冥神、瘟神、鬼帅的面目被日渐淡忘了。
公正无私的文财神比干
旧时财神有文武之分，崇文尚武的不同人家各有所祀。尚文的人家供奉文财神，尚武的人家祭祀武财神，文武之道虽不同，却都各有财发。除了武财神赵公明外，还有文财神比干。民间年画中，比干的神像为文官打扮，头戴宰相纱帽，五绺长须，手捧如意，身着蟒袍，足登元宝。文财神的打扮与天官相似，二者的区别就是：天官神态慈祥，笑容满面；而文财神比干的神像面目严肃，脸庞清态。
据记载，比干是殷纣王的叔父，是一位忠义之臣。时殷纣王暴虐无道，荒淫失政。据《封神演义》载：商纣王被妲己（九尾狐）所迷惑，丧德败行，荒淫无道，巅倒伦常，又信费仲、尤浑等佞臣至朝政腐坏，丞相比干身为纣王的叔父，责无旁贷，不时力谏纣王，但被妲己等人视为眼中钉。
一晚，比干应纣王之命赴鹿台迎接群仙降临，当酒过三巡之后，他发现妲己及其所请来的神仙全是妖狐化身，于是暗中请镇国武成王黄飞虎诛杀坦己的狐族，因此更令妲己含恨在心，设下毒计杀害比干。
一日，妲己面带病容地对纣王假说自己心病复发，绞痛难当，记得幼时曾得异人相救，以玲珑人心一片，煎汤吃下，此疾就愈，但若无玲珑心则此命休矣，妲己又虚言比干是一位忠贤之臣，其心必定是七窍玲珑，可借一片食之，病愈即还给他，纣王信以为真，即命人急召比干。
比干闻之，既怒且惊，慌忙中打开了姜子牙留下的锦囊来看，内藏有符诀及救命法术：将符烧灰入水，饮服于腹中可护住五藏六腑；剖腹摘心之后，在路途中若见有人卖“无心菜”，你就要问：“人若是无心如何？”卖菜人若是答：“人若无心还活！”你便不死；但卖菜人回答：“人若无心即死！”你就即死矣！比干顾不得那么多，即依照锦囊内的方法去做！
他到了朝殿之上即破口大骂：“妲己贱人！我死冥下，见先帝无愧矣！”又泣：“成汤先王！岂知纣断送成汤二十八世天下，非臣之不忠耳！”遂即拔剑剖腹，但其血不流；比干将手往腹内摘心而出，掷在地上，掩袍不语速往城门外去。
比干一言不发，骑马飞奔跑了好几里路，忽然听见一妇人大叫卖无心菜，比干勒马即问：“人若是无心如何？”（妇人是申公豹变的）妇人回答：“人若无心即死！”比干登时大叫一声血如泉涌，一命呜呼。
后传说，比干因服了姜子牙的灵丹妙药并未死去，而是来到民间广散财宝。比干生性耿直，公正无私，心被挖空后成了无心之人，正是因为无心无向，办事公道，所以被后人奉为财神。当时传说在比干的荫佑下做买卖的人，无偏无向，公平交易，互不坑骗，所以比干广为世人所传颂和敬奉。
生财有道的文财神陶朱公范蠡
范蠡也是一位文财神。他是春秋战国之际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谋略家，同时也是一位生财有道的大商家。
范蠡，字少伯，春秋末期楚国宛邑（今河南省南阳市）散户陇人。大约出生于公元前年，约于公元前年无疾而终，享年97岁，几近百岁，春秋末期的政治家、军事家和经济学家。著作有《计然篇》、《陶朱公生意经》等。以经商致富，广为世人所知，后代许多生意人皆供奉他的塑像，被称为中国商人圣祖。
范蠡出身贫寒，但聪敏睿智、胸藏韬略，年青时，就学富五车，上晓天文、下识地理，满腹经纶，文韬武略，无所不精。然纵有圣人之资，在当时贵胄专权、政治紊乱的楚国，范蠡却不为世人所识。
周景王二十四年（公元前年），吴国和越国发生了槜李之战（今浙江嘉兴），吴王阖闾阵亡，因此两国结怨，连年战乱不休，周景王二十六年（公元前年），阖闾之子夫差为报父仇与越国在夫椒（今江苏太湖中洞庭山）决战，越王勾践大败，仅剩兵卒逃入会稽山，范蠡遂于勾践穷途末路之际投奔越国，献“卑辞厚礼，乞吴存越”之策。议和后他向勾践慨述“越必兴、吴必败”之断言，进谏：“屈身以事吴王，徐图转机。”被拜为上大夫后，他陪同勾践夫妇在吴国为奴三年，“忍以持志，因而砺坚，君后勿悲，臣与共勉！”
范蠡回国后又辅佐越王富国强兵，终于打败了吴国。灭吴之后，越国君臣设宴庆功，群臣皆乐，唯独勾践面无喜色。范蠡察此微情，识大体：越王为争国土，不惜群臣之死，而今如愿以偿，更不想归功于臣下。于是，范蠡毅然向越王辞官隐退，带领家属随从，乘扁舟，泛东海，来到齐国。
范蠡父子在齐国海边耕种土地，勤劳治产不久，就积累家产数十万金。齐人闻其贤，请其为相。范蠡叹息：“居家则累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于是，他归还了相印，将钱财尽分给了朋友和乡邻，只带上最贵重的物品，暗自离开齐都，悄悄来到陶地。范蠡认为，陶地处天下之中，为交易的必通要道，由此可以致富，作为后半生的保证，自此居住下来，自称陶朱公（“陶”，指陶地，或说隐语“逃”；“朱”，一说为富翁的象征，或说寓己曾做高官；“公”，一说是对尊长、平辈的敬称，或说寓己曾做公爵）。范蠡父子靠种地、养牲畜、做生意又积累了数万家财，成为陶地的大富翁，后又分财于百姓，天下人都赞美陶朱公，拜其为财神。
陶朱公的经营智慧历来为民间所重视，于是有许多经营致富术托在陶朱公名下。如《经商十八忌》：生意要勤快，切忌懒惰；价格要定明，切忌含糊；用度要节俭，切忌奢华；赊账要认人，切忌滥出；货物要面验，切忌滥入；出入要谨慎，切忌潦草；用人要方正，切忌歪邪；优劣要细分，切忌混淆；货物要修整，切忌散漫；期限要约定，切忌马虎；买卖要适时，切忌延误；钱财要明慎，切忌糊涂；临事要尽责，切忌妄托；账目要稽查，切忌懒怠；接纳要谦和，切忌暴躁；立心要安静，切忌粗糙；说话要规矩，切忌浮躁。
十八忌为商家经验之谈，托名陶朱公，由此可见，他作为财神在民间商人心目中的智慧形象。范蠡一生艰苦创业，积金数万；善于经营，善于理财，又能广散钱财，故称其为文财神就理所当然了。
撒钱济贫的准财神刘海蟾
在中国民间信仰的众多财神中，有一类只能算做是准财神，意为未得财神封号，但由于此神能为人们带来一定的财运，承担了一部分财神的职责，于是人们就将其作为财神看待。刘海蟾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准财神。
刘海蟾其实就是中国民间传说中的“散财童子”，他曾在八仙故事中也占有一席之地。他豪放、旷达、潇洒，总是乐呵呵的形象，从而成为人们心中的一种希望、寄托，深受人们的喜爱，有着丰富多彩的传奇故事。
刘海蟾，原名刘海，是五代初的道士。他本名操，字昭远，又字宗成，又名哲，字元英，出家后改名玄英，道号海蟾子，人多呼其刘海蟾，燕山（今北京）人。他曾为辽朝进士，后事燕主刘守光为丞相，平昔好谈养生的学问。一天，有个道士自称正阳子来见，他以宾礼相待。正阳子向刘海要了十枚鸡蛋和十文金钱，以一钱间一蛋高高垒起，垒成塔状。刘操惊叫起来：“太危险了！”道士对他说：“身居荣禄，足履忧患，丞相之危更甚于此！”刘海蟾顿时恍然大悟。这个正阳子据说就是钟离权，特意前来点化他的。
后梁太祖朱温于开平三年（年）封刘守光为燕王。过了两年，即乾化元年（年），刘守光僭称燕帝。刘操谏之不听，遂托疾挂印而去，并改名刘玄英，弃家远游访道。后遇吕纯阳授金液还丹之要，乃修真得道成仙，遁迹于终南山、太华山之间，清时华山尚有刘海蟾道场遗碑，惜今不存。道教全真派奉为北五祖之一，元顺帝至正六年（年）封“明悟弘道真君”，至元武宗时，又加封为“明悟弘道纯佑帝君”。
以此看来，刘海是个悟后弃富的道士，本与财神无缘，刘海成为财神也许是源于他的道号——海蟾子。蟾，即蟾蜍，因此物相貌丑陋，分泌物有剧毒，对人体有害，被列为五毒（蝎、蛇、蜈蚣、壁虎、蟾蜍）之一。又因蟾蜍的分泌物蟾酥有强心、镇痛、止血等作用，又受人们所崇拜。《太平御览》引《玄中记》云：“蟾蜍头生角，得而食之，寿千岁，又能食山精。”当时人们把蟾蜍当成了避五病、镇凶邪、助长生、主富贵的吉祥物，是有灵气的神物。刘海以“蟾”为道号而闻名，又以“刘海戏金蟾”的传说被抬上了财神的宝座。
刘海戏金蟾出现在大量的民间年画和剪纸中，历代画家也有不少这一题材的佳作传世。在这些作品中，刘海皆是手舞足蹈、喜笑颜开的顽童形象，其头发蓬松，额前垂发，手舞钱串，一只三足大金蟾叼着钱串的另一端，做跳跃状，充满了喜庆、吉祥的财气。刘海所戏金蟾并非一般蟾蜍，而是三足大金蟾，举世罕见。金蟾被看做是一种灵物，古人认为得之可以致富，这是刘海被塑造成财神的主要根据。据说，刘海用计收了修行多年的金蟾，得道成仙。刘海戏金蟾，金蟾吐金钱。他走到哪里，就把钱撒到哪里，救济了不少穷人，人们尊敬他，感激他，称他为“活神仙”。为此，还修建了刘海庙，把他的故事编成戏剧，到处吟唱。
关帝信仰与关帝庙
在中国，一提到关公、关羽、关云长，真可说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在《三国演义》里，关云长身材魁梧，赤面美髯，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他手提青龙偃月刀，下跨赤兔千里马，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水淹七军，辅佐刘备完成鼎立三分大业，谱写了一曲令人感慨万千的人生壮歌。作为三国蜀将的关公，在当时并无什么特殊之处，与关羽武功处于同档水平的将领还有不少，甚至还有超过他的。他也是常人，曾被俘过两次，败走麦城是败在东吴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将马忠手下。
而在民间传说中，关羽是一位义气千秋、忠贞不贰、见义勇为的英雄好汉，在百姓心目中成了勇武和忠义的化身。关羽本是一位历史人物，后来怎么变成了“帝”和“神”呢？
关羽
关羽是三国时代蜀国的一员大将，公元年，蜀汉后主刘禅追谥为“壮缪侯”。到了唐代，民间就开始流传他的故事。此后，他就成了历代帝王追封的对象。
北宋徽宗崇宁元年（年），追封为“忠惠公”；大观二年（年），复封“武安王”；宣和五年（年），再封为“义勇武安王”。
南宋高宗建炎二年（年），封为“壮缪义勇武安王”。
南宋淳熙十四年（年），封为“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
元文宗天历元年（年），封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
明太祖洪武二十七年（年），敕建首都（今南京）关庙。
明神宗万历十年（年），封为“协天护国忠义帝”；后敕赐解州关帝庙“英烈庙”号。
万历四十二年（年），加封关公为“三界伏魔大帝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
清世祖顺治元年（年），封关公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
世宗雍正三年（年），追封关公曾祖父为“光昭公”，祖父为“裕昌公”，父亲为“成忠公”。
德宗光绪五年（年），封关公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长达26字。
到此，关羽终于由一员武将变成“王”，又变成“帝”，乃至“大帝”。明清时代，关羽的地位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人们把他和“文圣人”孔子排在一起，称为“武圣人”。
关羽声名日隆，就连佛教和道教也争相把他拉入教门，以壮声威。佛教各寺院纷纷将关羽列为本寺护法神，道教尊其为“关圣帝君”、“荡魔真君”、“伏魔大帝”，甚至喇嘛教也供奉起关羽来。
关羽最终被神化，成为人们普遍崇拜的神明。民间将关帝视为万能之神，他既能给人福禄，保佑科举，又能治病消灾，驱邪辟恶，诛罚叛道，甚至还能招财进宝，庇护做生意的人。关帝的神通越来越大，又被二十多个行业供为保护神。这些行业有皮革业、烟业、绸缎业、厨业、盐业、酱园业、豆腐业、屠宰业、糕点业、理发业、银钱业、典当业，等等。
关羽由人变成了“帝”和“神”，主要是由于历代封建帝王的推崇。关羽集忠、孝、节、义于一身，对统治阶级来说，树立这种精神偶像，是“教化”亿万臣民，强化封建伦理规范，加强封建统治的“良方”。这与我国先秦时代的思想家孔子的遭遇是一样的。关帝之所以被人们所接受，成为民间妇孺皆知的偶像，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关羽身上的勇武、忠义等品质符合中国老百姓的传统道德观念，人们把他看做铁骨铮铮的英雄、侠肝义胆的好汉。这又与人们普遍喜欢孙悟空的情况很相似。
民间对关帝的顶礼膜拜，可从遍及全国各地的关帝庙看出。几乎每一部府志、县志等地方志书都有“关帝庙”、“关公庙”的记载。清代中叶，仅京城之内，拜祀关公的庙宇，便多达座。关羽是山西解州池南常平人，在解州至今还耸立着全国最大的关帝庙，每年举办关公文化节。
清代，随着统治势力不断向边疆推移，关公崇拜也迅速蔓延到东北、蒙古、新疆、西藏、台湾、香港、澳门。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墨尔根（今嫩江）、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库伦（今乌兰巴托）、巴里坤、惠远城（今伊宁）、拉萨等边疆诸地均先后建起了关公（帝）庙。拉萨帕玛日山上的关帝庙，建于乾隆年间，是中央政府在西藏有效行使主权的铁证，也是不同信仰的各族人民在古城拉萨和睦相处的历史见证。
尤其港、澳、台同胞对于关公的祭祀、崇拜，依然热潮如昨，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线。台湾岛面积不算太大，但全岛大大小小的关公庙至少有二百座；全岛人口不足四千万人，却拥有关公崇拜者八百多万人之多。
相传农历五月十三日（一说十二日）是关帝的生日。这一天各地举行热闹的关帝庙会。庙会内容一般为进香礼拜、演戏谢神和进刀马。《燕京岁时记》上记载：北京十里河关帝庙“每至五月，自十一日起，开庙三日，梨园献戏，岁以为常”。《中华全国风俗志·江苏六合》上也说：“（五月）十三日乃关帝诞辰，官民祭享，演戏建酿，龙舟游舫如（五月）五日。”这一天还要给关帝供大刀和骏马，俗称“进刀马”。刀以铁制，马为纸扎。《燕京岁时记》上说：“十三日，进刀马于关帝庙，刀以铁，其重以八十斤，纸马高三丈，鞍鞯绣文，辔衔金色，旗鼓头踏导之。”
俗传这天又是关公单刀赴会的日子。关公在这天要磨刀，所以此日称为“关公磨刀日”或“磨刀期”，这天家家忌动刀砧。关公磨刀，老天爷要降下雨水做磨刀水，这雨被称做“磨刀雨”，这一天也便被称为“雨节”。据说“雨节”必下雨，十分灵验，所以民间有俗谚说，“大旱不过五月十三”。
华北一带，也有将关帝生日定在六月二十四日的，认为这一天必定会下雨。这个差别可能是因为我国南北降雨季节上的差异而形成的。